参考消息网6月9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8日发表一篇书评，名为《中国性革命一代的私生活评杰米玛斯坦菲尔德新书小皇帝与拜金女》。 作者说，中国年轻人的名声不好。通常的说法是中国男孩备受溺爱，身体肥胖，中国女孩举止轻浮，追求物质。而且无论

参考消息网6月9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8日发表一篇书评，名为《中国性革命一代的私生活——评杰米玛·斯坦菲尔德新书<小皇帝与拜金女>》。

作者说，中国年轻人的名声不好。通常的说法是中国男孩备受溺爱，身体肥胖，中国女孩举止轻浮，追求物质。而且无论男女，都懒惰、自私、贪婪。作者自己在中国生活了七年，却没碰到过几个符合这种说法的年轻人。

文章说，杰米玛·斯坦菲尔德是在中国二三十岁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了解他们的：酒吧、成人用品商店、交友网站和相亲角等等，充满争议、令人困惑的中国青年文化正是在这些地方产生的。

《小皇帝与拜金女——现代中国的性和年轻人》基于斯坦菲尔德对中国年轻男女的大量实地调研。斯坦菲尔德是一名驻伦敦的记者，曾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工作，她自称是“中国粉、女权主义者、历史迷”。

文章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最终会执掌国家——届时，他们是怎样的人、如何思考、有怎样的成长经历都将至关重要。斯坦菲尔德和我一样，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不堪。

他们很难被归类定性。斯坦菲尔德指出，中国的年轻人数量和美国人口总数差不多。他们无法严格符合某些类型，这不足为奇。

这本书调查严谨且可读性极高，它让这些年轻人证明了自身的多样性。作者对十几名年轻人进行了采访，这些人中有“剩女”、“光棍”，也有情妇、同性恋者、性叛逆者、基督徒和共产党员。而她能确定的只有一点：这些年轻人与父辈极为不同。

斯坦菲尔德断言，中国是世界上代沟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西方也在不断变化，但变化的速度较慢。西方的变化是一个缓坡，而不是峭壁，因此代沟没那么明显”。

不少中国年轻人的父母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代，童年经历过饥荒，而祖父母一辈甚至还对女人裹脚的时代存有记忆。这些所谓的80后和90后，是在富足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人。这也埋下了他们最大的问题：这代年轻人的父母和祖父母希望他们唯一的后代弥补自己几十年来的困苦。

斯坦菲尔德写道，虽然21世纪的中国与20世纪相比似乎面目全非，但文化脉络仍在：那就是以孝为先。而尽孝的第一要务就是结婚生子。书中甚至描写了一个开着保时捷带着妈妈一起去赴约会的花花公子。

但中国的重男轻女现象因独生子女政策而更加恶化。据估算，这将导致到2020年中国30岁以下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约2000万。

而且，由于男性愿意娶各方面不如自己的女子为妻，因而令不少“A女D男”单身。也许是因此婚外情的现象有所增加。斯坦菲尔德说，2010年中国都市青年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为60%，是1989年的4倍。而80%的男人仍希望结婚的对象是处女。希望他们好运。

所以让我们同情一下矛盾重重的中国年轻人吧：他们被夹在乡村和摩天大楼之间，夹在一个千年和下一个千年之间。他们是性革命的一代人，但仍和妈妈住在一起。他们也许是同性恋者，但仍打算结婚装样子。而且，虽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养育孩子，但为了让长辈满意必须生儿育女。

参考消息网3月21日报道 美媒称，中国著名性学家李银河1989年曾做过一项著名调查显示，15%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有婚前性行为。如今，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大约是71%。作家张丽佳说：“中国人在性生活上越发具有冒险精神。”她即将问世的小说《莲花》就着眼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卖淫问题。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16日报道，张丽佳是在3月15日的北京书虫文化节与一群年轻读者对话时发出此番言论的。与她共同出席的还有《小皇帝与拜金女》的作者Jemimah Steinfeld，该书主要描绘了中国的性现状和青年文化。因执笔讲述18世纪西方性革命的《性起源》一书而被堪称为“性学界的霍金”的作家Faramerz Dabhoiwala也出席了活动。

张丽佳说：“中国女人小心翼翼地解开保守的外衣也不过才几十年的时间。”她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女人才开始讲究化妆，穿较短的裙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公车上接吻的画面也只能在外国电影里看到。”她说。

报道说，在今天的中国，性可谓无处不在，从遍布北京每个角落的成人用品店到年轻一代创业人的新观念。就像Steinfeld女士所做的采访中显示的那样，年轻创业人希望从外国进口高质量的性玩具，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性玩具瑕疵不少。“这也许是条艰难之路，虽说大多数性玩具是中国制造且出口世界。”张丽佳补充说。

据有关性话题的讨论指出，中国的性革命是喜忧参半的：北京有望通过第一部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乳沟被禁止在中国电视上出现；路边成人用品店最受欢迎的商品成了处女膜修复包；“二奶”在大多数文化的性发展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也不可避免……“这是最大的公开秘密。”Steinfeld女士说。

报道说，“二奶”作为当今中国对情妇的称呼，与商业活动密切联系。张丽佳说，因为拥有多个情妇是商人实力的标志。“反腐”运动对“包二奶”影响不小，商人只好抛弃他们其中五个二奶。”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员David Moser开玩笑说。

报道说，从离婚率上升到妇女越来越渴望穿高端贴身内衣这些现象来看，中国的性革命区别于其他国家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妇女要求平等的速度更快。他还说:“相比印度和中东地区的女性而言，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权力更高。”

说到这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观众站起来说：“有的女人找情人也只是为了玩玩。在中国，雇男妓比找妓女更贵，因为他们有更多工作要做。”（编译/寇莱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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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3月16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目前流行的一个词让女权主义者看到了实现男女平等的希望。所谓“直男癌”是指经常贬损女性的“大男子主义者”。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3月13日报道，这个词去年开始流行，不久前因中国著名学者周国平的一番话而进入主流视野。周国平在微博中说，操持家务、哺育婴儿的女人是美丽的。随后网上掀起一场风暴，周国平被网友“诊断”为“直男癌”患者。

对中国女权主义者来说很遗憾的是，周国平的见解远比反对意见更为普遍。他发表这番言论后，中国一些网民立即着手搜索有这种“疾病”的其他公众人物。他们没费什么工夫。中国知名博主韩寒声称，他不会让自己的女友去上班。他被认为是“中度直男癌”。别忘了还有知名英语教育专家李阳，他承认殴打自己的美籍妻子李金。

可见，性别歧视跟空气污染一样，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但有所不同的是，空气质量是最近几十年恶化的，理论上可以扭转；而男女不平等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已经根深蒂固。在中国被尊为圣人的孔子被认为持有男尊女卑的观点。时至今日，周国平的言论证明，对女性的看法没有多大改变。

那么，中国女性面临着哪些难题呢？歧视从女性出生前就开始了。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性别选择性堕胎等行为导致了118∶100的男女出生比例。性别歧视随后贯穿她们的一生。

一些统计描述出一幅美好图景：大学里女生多于男生；女性在企业高管人员中占一定比例。

但这些掩盖了凄凉的真相。有些专业严格限制招收女生——或者干脆不招女生。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揭示，超过72%的女性明显觉得“因为性别（歧视）而得不到聘用或提拔”。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中国女性的一些权利出现倒退，洪理达在《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一书中对此作出生动剖析。洪理达先解释了“剩女”现象，即27岁或以上的单身女性，称她们会受到嘲笑和鄙视。随后，洪理达指出，“剩女”形象使女性得不到社会平等地位、房产权利和面对家暴时的保护。

一个最令人不安的问题是，女性往往是她们自己的最大敌人。人们常听到中国有钱、有教养的女性自称不如男性，绝大多数人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在这种情形下，“直男癌”不能被轻易地认为仅仅是又一个互联网热词。它表明至少有些女性不再愿意接受旧规矩。中国的社会受到严格管控，因此，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团体数量有限。在这样一个国家，自发的民间行动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比如曹菊起诉某公司因为她是女性而不肯聘用她。再比如上文提到的李金。她的大胆控诉被认为推动了中国起草反家庭暴力法。诚然，这些例子与反面例子相比犹如沧海一粟，但毕竟聊胜于无。

中国近年来还流行起另一个词：阴盛阳衰。这个词目前让人觉得颇为不合时宜。尽管如此，这些小小的胜利预示着女性顶起半边天的局面即将到来，届时中国将最终摆脱“直男癌”。但愿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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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3月14日报道 外媒称，虽然有所限制，但在中国讨论同性恋话题已变得容易很多。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3月11日报道，2015年春节期间，一部名叫《回家》的微电影在视频流媒体网站的点击达1.27亿次。2015年春运开始于1月31日，结束于3月5日，每年这个时候，中国都会经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所有性向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特别紧张的时期，他们经常面临来自怀有过度期望的父母催着相亲、催着结婚的局面，还不得不向父母解释自己“完成不了人生任务”的原因。而对那些确定是同性恋的中国青年来说，春节回家是一件令人忧伤的事，他们会面临更加难以承受的压力。

《回家》这部微电影仅有6分钟，片中名叫方超（音）的同性恋男主角是一名独生子，从小对父母很顺从。当他对父母坦白自己是同性恋时，父母称他不知羞耻，并威胁他断绝亲子关系。不过后来方超的母亲逐渐改变了观念，开始参与中国同性恋权益团体的活动。经过一年的疏离，方超的母亲要求儿子回家过春节。在片尾，数名现实中的母亲建议同性恋青年“与父母分享自己的经历”，要求父母不要“让传统的婚姻规则阻止孩子回家”。

报道称，当谈到性问题，中国人存在很深的代沟。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中国人比之前出生的中国人更能接受同性恋和同志权益运动。然而在一些老年人中，同性恋仍然是耻辱的标志，大多数作为子女的中国同性恋人群选择保持沉默。事实上，1997年新《刑法》已废除了流氓罪，这被认为标志着中国同性恋的除罪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似乎让同性恋的沉默行为更容易操作：在线同性恋通讯软件越来越受欢迎，这使同性恋青年在不告知父母或没有父母的干涉下，维持爱情生活。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把伴侣带回家过节，称伴侣是“最好的朋友”。

《回家》这部微电影在主流社交媒体引发不同的反响。很多微博名人分享了这部短片，但群众对该片的反应则呈现两极化的局面：当一些人为该片投出赞同票时，另一些人则称片中的男主角与“和他一样的人”是属于“病态”、“堕落”、“恶心”。

报道称，在中国那些低调而逐渐获得活力的同性恋题材电影中，《回家》只是最新且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方法，正在提高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可见性。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制片人为了放映自己的电影，经常不得不依靠类似酒吧或沙龙这样的场所，这限制了电影的前景，例如曝光率和盈利能力。29岁的范坡坡拍摄过5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并写有一本关于同性恋电影史的书，他表示，自己不得不从事另一份工作，用这份工作的工资拍摄电影。

报道称，虽然有所限制，但在中国讨论同性恋话题已变得容易很多。范坡坡表示，他发现对待同性恋问题的态度已发生戏剧性且显而易见的变化。当范坡坡8年前拍摄第一步电影时，“甚至难以找到一个人讨论这个话题。我甚至不能想象今天同性恋群体的家人可以公开和我讨论这件事情。近年来，我很多朋友已向父母坦白。”

报道称，就像《回家》电影中的男主角一样，中国很多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面临来自父母殷切的期望和巨大的代沟。然而作为独生子女，这一代人也拥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他们更愿意接纳不是各方面都完美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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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3月2日报道 美媒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简称央视春晚）是全球观众最多的电视节目，上周共吸引了6.9亿观众。不过，今年的春晚因充斥着以女性为主题的笑话而被批为“歧视女性”。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25日报道，如果说这场晚会反映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那么至少令人欣慰的一点是中国新生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抗议得到了回应。

报道说，网络上发起抗议春晚歧视女性的请愿书征集到了1300个签名，并且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和社交媒体用户的支持。

报道说，《中国日报》2月25日发表社评称，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审查者“理应感到难堪”，节目中反映出对女性的歧视态度应当让全国民众感到耻辱。

报道称，这场四个多小时的晚会是中国民众庆祝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向来以各类人群作为笑料——如残疾人、超重者和乡音重的人等。

然而这封抗议信指出，今年的春晚有44处针对未婚女性、家政、全职妈妈和其他人士的歧视现象。抗议信的联名者要求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和晚会导演进行道歉。

报道称，其中一个喜剧小品让一名长相普通的女性和专职模特站在一起，藉此比较“女汉子”和“女神”。这个节目不仅嘲讽“女汉子”的外貌，还挖苦她将近30岁却仍然单身。

另一个小品则把一名30多岁的未婚女性描绘成没人要的二手商品。还有节目暗示说女官员得到升迁是因为和男性领导发生性关系。《外交》杂志的一篇博客称这场晚会“对女性的歧视极为严重”。

新浪微博发起的一项3万人参与的民意调查表明，约有85%人认为晚会歧视女性，其他人认为这只是开玩笑。然而，网易公司发起的另一项调查则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果，约有69%的人认为晚会并没有歧视女性。

一名微博用户写道：“春晚歧视女性真叫一个全面，从外貌歧视（矮的胖的）、就业歧视（女领导靠性上位）到剩女歧视（担心40岁嫁不出去），再到整个对女性认知的歧视（20元就领走的二手货）。如此价值观导向让人心塞，心寒。”

报道称，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呼吁改善男女平等，许多人仍认为近年来女性权益不进反退。招聘广告中基于性别和相貌的歧视仍公然存在。大学教授和名人仍可以公开发表性别歧视言论而没有任何后果。而且在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后，中国人口比例严重失衡，要求女性尽早结婚、照顾家庭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

参考消息网1月31日报道 美媒称，26岁的飘飘来自山东。她出生时本是男儿身，但觉得自己其实是女的。2008年，为了能以女性身份生活，她来到了北京，却遇到了无数问题。她开始照女人那样穿衣打扮，但所用的正式身份文件却显示她的性别为男，导致她难以找到一份主流的工作。于是，她开始在酒吧表演，并通过从事性工作来多挣些钱。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28日报道，她一晚上的演出收入约为200元人民币。运气好的时候，夜里演出结束后，她会与异性恋男子约会，并将他们带回自己在北京东南部的一处巴掌大的单间公寓。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飘飘（艺名）在家里接受采访。公寓的窗帘都已放下。“我在这里很受歧视，”她说。“我想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但在北京城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靠的是表演和跳舞，还想了其他各种办法。”

“在这里，没法活得太铺张，”她接着说。“必须要调整自己的期望值。”

报道称，关注中国和东南亚卫生问题的亚洲促进会（Asia Catalyst）是一家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纽约。该组织与两家中国机构合作，对北京和上海的跨性别性工作者做了一项调查，而飘飘的经历，正是受访者经历中的典型。最近，在对70人进行采访的基础上，三家组织发表了这份名为《暗不见光的日子》的报告。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人离开了农村的老家，生活在思想较为开放的城市，以性工作为生。

报告呼吁政府进一步认识到那些出生性别与心理性别不一致的人面临的问题。文中还呼吁采取行动，包括制订反歧视法规、简化变更个人正式文件上的性别的程序，以及为相关群体提供更多医疗服务。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是当今中国最边缘化和最脆弱的群体之一，”报告指出。她们“面临广泛的歧视，使这一边缘人群难以获得社会服务和法律保护”。

报道称，在中国，变装和变性手术并不违法，但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将寻求改变性别的个体归为精神病患者。很多维权人士希望变更这种判断。

该报告建议采取更高效的方式来更改户口本和身份证等文件上的性别。对在中国的城市里生活和找工作，这些文件至关重要。

报告中采访的几名跨性别人士描述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障碍，比如去中国北方常见的公共澡堂、接受医疗服务，乃至以女性打扮走在大街上。一些人说自己曾被邻居举报到地方有关部门，并被从住的地方赶出来。

报道称，有从事性工作的人表示自己遭到过警方的虐待和勒索。性工作在中国属违法行为。在上海和北京，警察常常在酒店钓鱼执法，假扮成顾客，主动寻找跨性别者。有几个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警察要完成抓人指标。

报告援引性工作者小同的话描述了她在派出所的遭遇：“进去就拉你假发，使劲拉啊，还打人。问我是不是男的，我就说不是。然后他们就搜身，还把你的胸罩翻一翻摸一摸。他们还问特别变态的问题，就问你们都怎么做爱的啊。我就反问他，你想尝试么。然后他就踹我，真的，真踹人。”

维权人士称，中国在对待跨性别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2009年，官方发布了性别重置手术临床标准。现在也有好几家医院提供激素治疗。

不过他们表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中一个建议是，政府应该将跨性别者的需求，纳入预计将于4月发布的2016至2020年的艾滋病防治计划中。亚洲促进会希望，该计划能扩大现有的艾滋病监测系统，研究性别焦虑症患者的健康问题，并为性工作者提供更多医疗服务。

“我想我们所做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沈婷婷说。“我们希望看到卫生部门认真评估这一人群的需求，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多元的群体，存在非常多元的性行为。他们可能会在面对不同伴侣时扮演不同角色。所以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马上拿出一套应对策略。”

（2015-01-31 00: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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