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51年惠民专区土改结束 新政权经受住巨大自然灾害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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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

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51年惠民专区土改结束 新政权经受住巨大自然灾害考验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时代印记

全区土地改革结束

惠民专区是老解放区,土改工作从1946年就开始了

惠民专区是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到1948年已开始进行,截至惠民地委成立后的1950年下半年,全区已对1422个村进行了土改,46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上被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使全国的土地改革有了法律依据。同建国前我们老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相比,在政策上作出了新的具体规定。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山东省是老解放区的实际,于1950年9月发出了完成与结束土改的指示。指出,已经实行过土地改革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上保持土改原状,其主要任务是及早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恢复与发展生产。此时,惠民专区的土改运动主要围绕解决遗留问题,全面、彻底、结束土改来进行。

全面彻底结束土改工作, 分三个阶段进行

地委制定了《关于完成结束土地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根据本地实际,采取不同方针,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全面展开,在来年春耕前圆满完成全区的土地革命。全区土改的具体行动按照省政府提出的“小心谨慎,创造经验”;“典型突破,逐步推跳”;“点面结合,全面展开”三个阶段进行。

“小心谨慎,创造经验”。1950年10月,惠民地委作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完成与结束土改的计划》。为此,地委决定培训600名分区区委副书记,成立土改工作队,分赴各县的区、乡、村,亲临土改第一线进行工作指导。为了创造经验,地委首先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博兴县、滨县调查了解情况,树立土改典型。为了扩大土改队伍,尽快地、高质量地完成全区结束土改的计划,地委于9月上旬,从惠民师范抽调650名学生,配合土改工作队,一起到滨县、博兴、齐东、垦利、沾化等县,进行结束土改典型试验,以农协为主领导群众进行土地确权发证。

“典型突破,逐步推跳”。为推动全区土改工作的全面展开,1950年11月18日,地委集中全区各县县委副书记和分区区委书记,进行了结束土改工作干部培训。然后又往各县派出地直干部,配合各县搞好1—2个乡的试点。在地直干部帮助下,各县立即行动起来,分别举办大型结束土改训练班,成立土改工作队。在本县每区选出的1个基点乡中,进行结束土改的示范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到12月各县基点乡工作基本结束,工作队取得了点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地委又对试点工作作出新的规定,要求每县选择3—4个区为基点区,而每个区再选出1—2个乡为基点乡,进行逐步推跳,带动外围。至此,结束土改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未达到全面彻底之目的。所以,充分发动群众,进一步打击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土地持有者——地主阶级,成为结束封建土地制度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51年惠民专区土改结束 新政权经受住巨大自然灾害考验

土改工作队员向农民宣传土地政策。

“点面结合,全面展开”。1951年1月上旬,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县有领导、有组织地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和农代会,分别选举出乡党总支和乡政府以及乡农民协会,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打下了基础。然后,分别以乡、分区或以村为单位,召开联合斗争大会,发动群众进行讲理诉苦,把不法地主的罪状逐条逐款摆出来,运用“划”、“评”、“训”、“审”、“管”等方式对地主阶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与镇反运动相结合,各县新组建的人民法庭,对于激起民愤的仍在破坏土改的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并进行公审判决,对反动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进行了歼灭性打击。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认识到了人民政府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是可依赖的政府,有力地促进了结束土改运动的全面开展。

此后,土改运动势如破竹,至1951年春耕前,全区6953个自然村中,除269个村因系灾区或无地主、反动富农及其它特殊情况尚未进行土改外,已有6684个村普遍进行了土改,占全区村庄总数的96.1%。其中进行较为彻底(按照《解放日报》所提标准)的村为1515个,占村总数的21.7%;一般村3598个,占总数的51.7%;很不彻底的村1571个,占总数的22.6%。全区大部分县区的农民领到了土地所有证。

对于灾区和未达标准村庄,地委要求各县根据不同实际,周密考虑,将土改工作穿插于各项繁重任务之中,另外还要做好遗留问题的检查和处理。此后,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又有65756户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土地229000亩、房屋134672间。

整个土改工作历时6年,1951年底胜利完成

至此,惠民专区起于1946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历经6年时间,终于于1951年底胜利完成。几千年来束缚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废除,人民群众获得了正当的权利和地位,解放了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同时,为下一步进行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扫清了障碍。

惠民专区结束土改运动是在抗美援朝运动的推动下,与镇反运动相结合进行的。全区人民纷纷投入运动之中,参加了各种群众组织,受到了一定教育。仅高青、垦利、滨县、博兴、沾化、蒲台6县不完全统计,农协会会员306132人,占全体群众的50%。整个土改运动消灭和改造了地主阶级,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农民分得了土地,取得了必要的生产资料,树立了主人翁意识,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各县从县一直到各分区、乡普遍召开人代会、青代会和妇代会,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使人民群众有了正当的权利和地位。这次土改运动规模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政策之贯通、群众情绪之高涨,从而形成的农村反封建力量之宏大以及对于地主阶级打击程度之深透,均是空前的。所以,土地改革政策的推行和实施,不论是历史意义还是现实意义均是极其深远和重大的。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往事钩沉(一)

镇压“无为金丹道”反革命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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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后,作为老解放区的惠民专区,人民民主政权尚在初步运行之中,残存的各种反动社会势力仍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给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打着各种组织的幌子,进行破坏人民政权的活动。他们造谣惑众,挑拨离间,诋毁党的政策,抢劫国家资财,组织武装暴乱等,甚至横行乡里,大肆活动,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安定。

1951年8月,博兴县“无为金丹道”头子王仲笃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波及周边七八个县,祸及几十个村庄,匪徒们杀人、抢劫、奸淫,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暴乱发生后,解放军迅速出动3个团的兵力,在当地公安干警和民兵的协助下,很快平息了这场披着宗教外衣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

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51年惠民专区土改结束 新政权经受住巨大自然灾害考验

“无敌金丹道”匪徒被抓获。

仲笃纠集道徒,发动暴乱

王仲笃,山东博兴县兴福区汾王村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叫王延湖,原先是个中医,后来借行医之便组织发展了一个叫“圣贤道”的道会组织,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会门头头。王仲笃自幼好逸恶劳,承袭了父亲的衣钵,干起了传道收徒的勾当。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广收门徒,后将“圣贤道”改为“无为金丹道”,并成为该组织最有势力的人物。

1951年夏天,“无为金丹道”势力越来越大,王仲笃认为做皇帝的时机已到,便大言不惭地在道徒中宣称,自己是“十八子”,是上天派下来的当然统帅。他狂妄地说,自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等换了天下,自己就坐第一把交椅,称“天皇”,是自然的总司令。1951年8月初,王仲笃以博兴县的汾王村和傅园村为基地,联络了利津、桓台、淄川、高青等县的一批道徒,组成了所谓的“中华人民革命建国义勇军”,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匪徒首先在傅园村集结,然后兵分两路开始行动。南路的匪徒由王仲笃亲自指挥,有匪徒100多人。他们从傅园村出发,直奔临淄县北境。在大柳树屯,匪徒们砸开了供销门市部,把店里的雨衣、胶鞋、手电筒、副食品抢劫一空。在大柳树屯抢劫之后,这伙匪徒又窜到大夫店、房家庄,在房家庄内奸的配合下,匪徒们竟残忍地将不肯跟随他们的一名小学教师和一名村干部杀害。

北路的匪军一共有近百人,这伙匪徒从傅园村出发,第一站到了驸马村。该村公安员杨延先是一个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早就和王仲笃拉上关系而被任命为大队长。杨见匪徒已到,马上把枪交出,在他的指挥下,村内几个叛乱分子立即把村长抓起来,用砖活活砸死,然后扔进井内。这伙匪徒又去兴和益乡公所,欲杀害乡干部和夺取枪支弹药,幸亏乡公所同志有所防范,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匪徒们离开兴和益后,又窜到利城区的刘耿村。王仲笃的表弟韩秃子公开响应,并引路包围了村民兵队部。守夜的两名民兵寡不敌众,七八枝枪被这伙匪徒抢走。匪徒们在村中折腾了一番,在村小学后墙上张贴了反动标语,看看天将拂晓,才匆忙打了两枪,撤出了刘耿村,欲与王仲笃的匪军会合。

三个团包围匪徒,战斗几小时内结束

事发后,兴福区委和区政府一面调集各村民兵追剿匪徒,一面派人速报县委,要求火速增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得知情况,认为事态相当严重,马上将消息转告了山东省军区,山东省军区又马上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就近的山东省惠民、德州、潍坊军分区各派一个团的兵力日夜兼程赶往博兴剿匪,同时命令山东省附近的其他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不久,解放军三个团的兵力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兴福区,并将匪徒们藏身的大片的青纱帐包围起来,向敌人发起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匪徒们一看是解放军正规部队,再也无心恋战,战斗仅仅几个小时就结束了。

俘虏中没有王仲笃,从俘虏口中得知,王仲笃在附近驸马村有个干姐姐,他可能带领一部分人投奔她去了。获得这一线索后,指挥部立即派部队缉拿王仲笃。在驸马村经过一番激烈枪战,王仲笃终于束手就擒。王仲笃在押期间,经过多次审讯,才将部分未落网的同伙供出。公安部门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将匪徒一一缉拿归案。

博兴县政法机关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在押的150多名反革命分子分别进行了处理,先后数次召开公判大会,将王延湖、王仲笃父子等29名骨干分子处以死刑,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有80余人,其余胁从者被释放回家监督劳动,以观后效。至此,这个反动透顶、愚不可及的“无为金丹道”反革命组织终于灰飞烟灭。

鉴于反革命活动的嚣张气焰,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山东分局的镇反方针,惠民专区从1950年11月至1954年底,展开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历经4年时间,取得了对敌斗争的又一次极其重大的胜利。4年中,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14064名,其中特务142名,土匪3900名,恶霸5386名,反动会道门头子2450名,反动党团骨干300名,其他1886名;惩处3106名,其中特务62名,土匪1291名,恶霸1287名,反动会道门头子198名,反动党团骨干67名,其他231名。镇反运动的开展,比较彻底地消灭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更加高尚,为全面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进行新民主主义民主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政治基础和社会保障。(“无为金丹道”匪徒被抓获。)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往事钩沉(二)

新政权经受住巨大自然灾害考验

1949年,全区先旱后涝、黄水透溢、海啸潮淹,涝灾相当严重,受灾群众约100万人,受灾面积620多万亩,其中338万亩较为严重。1950年春,全区军民在渤海区党委领导下,积极挖沟,排水救田,仅救出部分田禾,尚有82万余亩田地成灾。据1950年5月初统计,全区断粮灾民达114730人,需发救济粮的有7798户,33263人。另外,外来灾民49314人中,有12042人需要救济。为解决灾民渡荒这个最迫切的问题,中共惠民地委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组织开展生产救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地委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成立救灾委员会,带领全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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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惠民地委成立于1950年5月11日,24日就向全区发出《关于夏季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领导,成立救灾委员会,发动和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夏种、麦收、植树、积肥等生产救灾工作;及时组织好劳力、农具、牲口,整理、巩固代耕,保证收种及时,尽量避免与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以达渡过夏荒、完成粮食增产的目的。同时对深入进行拥军优属教育,加强夏季卫生防疫,预防疾病流行等工作提出严格要求。

《指示》发出后,地委、专署又采取紧急救济措施,于麦收前拨出救济粮28万公斤,采取由缺粮户申请,群众讨论,乡区批准的办法发放于群众手中。并且以困难缺粮的烈、军、工属为重点,每人每天按9两的标准,鳏寡孤独和一般困难户每人每天按6两的标准(16两一斤),分别发足1个月的口粮。与此同时,为救助外地流动灾民,地委、专署派人在垦利县永安镇等重要路段路口设置灾民问事处和粥站,对过路灾民进行照顾安置与糊口救济,必要时还发给其路费、口粮,进行政府救助。据统计,仅沾化一县就安置外地灾民2887户,7697人。

灾民得到安顿后,地委、专署负责同志又带领和组织县、区大批干部,由主要负责人带队,深入重灾区、村,领导群众在治理河沟、按垦土地和发展副业的实际行动中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

干部进村后,按照“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发动社会互济为主,结合政府扶持为辅”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大力进行开沟挖河和土地按垦(开垦土地)工作,认真解决土地变质与外区留驻此地灾民的土地问题;组织安排好夏收夏种,保证做到随熟随收,颗粒归仓,在夏种中要求做到精耕细作,抢墒保墒;领导灾民进行副业生产,如轧花、运输、纺织、淋硝、磨粉和修河挖沟中的以工代赈等;发动小型亲邻相助,社会互济,提倡自由借贷,保证把大批贸易粮贷好;切实教育干部高度重视灾害问题,防止大意麻痹现象发生。

为进一步开垦土地,增加可种植良田面积,专署特意在沾化、垦利两县各设一按垦指挥所,专门负责土地开荒和改良等问题。至1950年底,全区共动用民工237万人,挖土678万公方,挖干沟9条、支沟611条、疏河7条,涝灾基本排除。再加开荒36万亩,排碱处理涝地60多万亩,增加可种植农田100余万亩。另外,住村干部还及时召开被救济户座谈会,帮助订立生产计划,组织劳动互助组,整理与巩固代耕工作,使其从困境中走出来。1950年底,全区总人口为338.4万人,耕地面积1253.8万亩。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85866万公斤,年人均粮食253.74公斤;棉花总产量为2342.15万公斤。全区的缺粮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

1951年2月黄河决口、8月连降暴雨,地委专署全力组织抢险救灾、生产自救

进入1951年,由于黄河凌汛来势凶猛,致使利津县王庄黄河大堤于2月3日再次决口,口宽216米,淹及沾化、利津两县122个村庄,倒塌房屋9000余间,灾民达8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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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凌汛。

灾情发生后,惠民地委、专署立即抽调干部214名、民工7000多名、船工1598名带木船358只赶赴灾区,一场抢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抢险战斗迅即展开。

2月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派秘书长孟东波、农林厅长宋文田、水利局长江国栋和省救灾委员会秘书长胡亦农等一行人员,赶往利津县王庄查看灾情,领导和指挥了这场抢险战斗。为安置流动灾民,地委在利津县安排设立收容所6处、粥厂1处,华东局军政委员会拨来救济粮100万公斤,全部用于灾民救济。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两个多月的英勇奋战,终于使堵口工程于4月7日胜利合拢。为此,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郭子化专程来到工地,代表省政府祝贺成功堵住决口,向参加堵口的员工们表示感谢和慰问。

1951年8月,黄河以北6县又连降暴雨,造成6万间房屋倒塌、77人死亡、66万人受灾的严重损失。为帮助群众度过粮荒,各县的救灾委员会带领群众,纷纷投入收集野菜、野粮食,开办豆腐、粉条、轧棉花房等各种作坊的生产自救运动之中。此后,地委、专署紧紧抓住水利建设这一关键问题,治黄、排涝工程从未间断。1952年12月1日,地委决定建立打渔张引黄灌溉局。同时组建了打渔张引黄灌溉工程局党委,具体负责和领导治黄引黄工作。从此,黄河治理工作开始进入正规化、组织化的管理阶段,遏制了黄河决口泛滥、人民严重受灾。

通过兴修水利、推广新技术,1952年全区粮棉总产量均较上年增产30%以上

为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春,地委、专署一方面组织群众大搞挖沟修渠,疏浚河道,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方面发动群众饲养家畜,广积土杂肥,以保耕种时施足底肥和适时追肥,并积极推广浸种和合理密植等新技术。

此时,正值激发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土改运动已基本完成,地委、专署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带领全区人民响应党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广泛开展了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竞赛运动的广泛开展,不但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各行各业均出现了大的飞跃,全区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粮食、棉花均出现了年年递增的好局面。

1952年,全区小麦总产量约为17961万公斤,比上年增产约4164万公斤,每亩平均增产7.36公斤;秋粮总产量为59619万公斤,比上年增产20561万公斤,每亩平均增产17公斤;全年粮食作物总产量为91848.5万公斤。棉花总产量为4230.5万公斤,比上年增产1113万公斤,平均每亩增产籽棉23.19公斤。农业总产值31802万元,工业总产值2921. 1万元。

与1951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35%,棉花总产量增长36%,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均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相应的保障。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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