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 4 月 29 日报道：张廷芳清楚地记得 1971 年 12 月 31 日她的婚礼。那时一般人结婚很简单，就拿个语录本，向毛主席像鞠躬就行了。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更像个文艺晚会。两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戴着大头娃，扮演张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4月29日报道：张廷芳清楚地记得1971年12月31日她的婚礼。那时一般人结婚很简单，就拿个语录本，向毛主席像鞠躬就行了。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更像个文艺晚会。两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戴着大头娃，扮演张廷芳和她的藏族新郎次旺俊美，用小品讲述他们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的经历，张廷芳和次旺还合唱了歌曲《毛主席的光辉》。
四十年后，张廷芳和次旺经常笑着谈起他们的亲朋好友怎样把她称作“当代文成公主”，而称次旺为松赞干布。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奉唐太宗之命远赴西藏，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从而达成汉藏结盟。但是今年64岁的张廷芳说：“文成公主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性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相提并论，我自己选择了所爱的人。”
就像许多汉藏结合的家庭一样，张廷芳和次旺俊美目睹了西藏的巨大发展。作为西藏第一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为世界屋脊上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曲折的爱情
他们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爱情。张廷芳和次旺都是1965年进入北师大的，而他们真正相识还是在校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在那个家庭背景决定一切的岁月里，次旺作为西藏贵族的后代，不可避免地受到怀疑。张廷芳很同情与她同龄的次旺，因为她的父亲和伯父在政治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她像次旺一样，曾经一直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
那时一有“最高指示”，张廷芳很快就能编出歌词来，次旺就写曲子、编舞。慢慢地，他们成为宣传队里配合很默契的一对。宣传队要去农村、工厂和部队演出，他们跟着农民一起收麦，休息时就表演节目。张廷芳回忆说，那时他们很被动，只是不自觉的感情流露，却从一开始就遭到家人和亲朋的反对。一位好友问她：“到西藏得吃生肉，你受得了吗？”而一位老师则告诫她，要考虑得长远一些，免得将来连孩子们都要背黑锅。
张廷芳犹豫了两年，那时她还不了解西藏，只知道那里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封建农奴制，高原上生活艰苦，是个“可怕的陌生地方”。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毕业分配因为“文革”而一再推迟，使他们有更多时间相互了解。“我觉得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更是个正直、上进的人。与可信的人在一起，我相信我们俩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她说。
而在次旺这一边，他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阻力。次旺从1964年到北京，直到1971年才首次回拉萨探亲，他把张廷芳的照片带给父母和爷爷看。虽然他是家里的长子，但他的长辈并不反对他自由恋爱。回来后次旺告诉张廷芳，他的家人说她是个“开朗、善良的好姑娘”。婚后俩人一起去了张廷芳父母所在的呼和浩特，二位老人也很快接受了他们的藏族女婿。
（二）迢迢进藏路
不过，生活中还有更多的艰难曲折在等待着他们。在计划分配时期，他们同时留在北京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于是他们申请回西藏，那里次旺可以充分发挥他兼通藏汉两种语言的优势。
1972年6月，他们踏上了去西藏的征途，虽然只用了15天，这却是一次充满艰险的漫漫长旅。张廷芳不由得对文成公主充满了敬佩，当年文成公主用了两年多时间才走完了同样的路线进藏。
从1972年6月12日深夜坐火车离开北京，他们15日中午才到西宁，却找不到去西藏的车。他们住的部队招待所只向军人和军属卖车票。听说50公里外的黄塬有个向普通人卖票的地方，次旺一大早就赶去打听，直到下午6点终于回来。那边虽然欢迎他们，却要凑够一车人才出发，现在只有他们俩。而他们的报到截止日期是6月30日。
“我们只是两个书生，不懂得拉关系那些事，幸好那时有很多好心人，”张廷芳说。他们在卖票窗口旁边徘徊，看到一位两鬓斑白、首长模样的人，旁边一个小战士还捧着保温杯。次旺不好意思，张廷芳笑着走上去。首长问她：“小同志，去哪儿？”“去西藏。”当首长得知他们买不到票，就告诉售票员：“他们是支援西藏的大学生，把票卖给他们吧。”于是他们买到了最后的座位，次日一早发车。可是别人的行李已经把车顶堆满，他们只能带几个小包塞在座位下面，他们准备的一大木箱书、纸和笔没法带走。招待所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唐参谋，帮他们找了个石家庄的马连长，正往日喀则拉煤，于是把木箱托他带走。但是马连长说他们得在几周后去羊八井取，不然车就转道去后藏了。
6月19日，他们终于坐上老解放车，出发走青藏线。一路都是“搓板路”，张廷芳很快就磕得鼻子、额头都肿了。路上开了很久才停，张廷芳走了好久才找到个土墙解手，后面却是一堆牛头、牛骨，她吓得不轻。那时她还不了解藏族人以这种特殊方式向众神表达敬意。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时，张廷芳刚下车走了一步就跪倒在地，强烈的高原反应使她无暇欣赏眼前白雪皑皑的山峰。兵站食堂提供的是粥和两根腌辣椒，她却怎么也吃不下。晚上住在纳赤台，她和另一位女士合睡一张单人床，难受得根本躺不下来，就紧裹着衣服，靠着坐了一晚上。
次旺之前听说过高原反应，但从来没见过。看到妻子这样，心里很是不安，不知她能否坚持到拉萨。“但那年月人都能吃苦，希望她过段时间就能习惯，”次旺说。“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后悔是没有意义的，”张廷芳坚定地说。
#p#分页标题#e#终于抵达拉萨郊区的堆龙德钦县，张廷芳欣喜地看到，与一路冰天雪地相比，这里有树、草、小溪，一派田原风光。“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真的有到家的感觉，”她说。在拉萨市内，张廷芳看到雄伟的布达拉宫下到处是低矮的房屋，走在土路上的人面目不清，因为他们都戴着头巾、大口罩，高原紫外线强，在外劳动必须保护皮肤。
次旺的父母远远地迎出门外，张廷芳高兴地发现，他们都能说汉语，因为当年他们在北京工作过。次旺的父亲很开朗，没什么太多的礼数，“对我像亲女儿一样”。次日，婆婆特意准备了大米粥，那时大米很难找。因为高原气压低，熬得米都开了花，还是一股夹生味。更令张廷芳感动的是，婆婆还特地买了鱼给她吃，而藏族人是不吃鱼的。
（三）教书育人
与家庭生活相比，张廷芳在工作中遇到了更多的挑战。在旧西藏，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才把男孩送去上学。次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95%的西藏人都是文盲。张廷芳和次旺都被分配到创办于1961年的西藏师范学校，当时拉萨还有另外两所中等教育学校。那时学校里只有不到300名学生，几排铁皮屋顶的土坯房就是教室、宿舍和教研室。学校里没电，晚上学生只能点煤油灯看书，一会儿就熏黑了眉眼，而老师们虽然有蜡烛也得省着用。
次旺去藏文教研组，张廷芳去了汉文教研组。学校老师里只有几个大学生，汉文组除了张廷芳没有人学过中文，一些教师还不会拼音，更不用说语法、修辞。组长要张廷芳给大家讲讲，她心里直打鼓。大家说张廷芳虽然是从大城市、名牌大学来的，还没有架子，都很认可她。张廷芳教两个班，学生中除藏族、回族，还有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夏尔巴人。一些学生的名字叫“张打拉”什么的，一听就是汉藏家庭出来的。
教了一周后，教研组组长去问学生，他回来就笑了，学生们说：这个新来的北京姑娘讲话真好听，“跟广播里一样”，可惜他们一个字也没听懂。张廷芳看着学生们两眼茫然的样子，很着急。她找次旺把汉语生词翻成藏语，请学生写在黑板上。又把形象的东西画出来，比如学《毛主席去安源》，就画雨伞、铁路和矿井。那时没有正式的课本，给学生们教的就是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可是这些抽象的东西，给学生们越讲越糊涂。那时老师们都自己准备讲义，张廷芳自己刻蜡纸，再用油滚子推，可纸又不吸墨，装订好了一抹一手黑。
张廷芳告诉组长，学生只有感兴趣、听得懂、用得上，才能想学、记得住，她想借次旺来帮着编教材，组长同意了。于是她和次旺一起编了3册汉字、拼音、藏文注释“三合一”的教材。次旺说，有点像《跟我学》和《900句》似的，选的都是生活中形象的东西，张廷芳还把小时的歌谣也用上了。比如学生们总是分不清东南西北各个方位，就用了“早晨起来，面向太阳”的歌谣。课文对话里还讲了逛街、上课、看电影、找朋友的事，藏族学生模仿能力特别强，老师读了课文，然后请学生当演员念对话，大家都很高兴。
这些看似简单的课程，张廷芳深知必须把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教好，所以备课特别认真。后来张廷芳和同事们不断改进教材，逐渐形成一整套针对西藏师范学校的汉语教材，在整个自治区通用。次旺还编了扬琴教材，因为那时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支边，教大提琴、长笛等，没有民乐教育。他们帮着次旺搭框架，编了民乐教材，从那时起就注重保护民族文化精华。
（四）艰难岁月
对于一位来自内地的女性，在高原生孩子母子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1972年，张廷芳怀孕时吃得没什么营养，加上缺氧，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晕倒了，他们决定回内地生孩子。那时机票特别难买，次旺连续一周早起排队才终于买着票。学校里只有一部电话，次旺赶紧打电话，托人告诉张廷芳做准备，下午3点到民航局上车，次日上飞机。从拉萨到机场还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一般人都要在机场过一夜才出发。次旺用车推着行李，婆婆和小姑子陪着张廷芳从西郊走到布达拉宫脚下坐车。张廷芳挺着个大肚子，独自飞到成都，等了两天也没买到卧铺票，而坐硬座又怕出危险，于是她下狠心买了机票，到北京要88块，那时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才66块。飞机经转西安、太原，终于到了北京。孩子出生后不久，张廷芳把儿子留给了呼和浩特的父母，自己又回了拉萨。
从1974年到1975年，他们过得非常艰难，家里真是多灾多难。张廷芳怀第二个孩子时，没敢告诉家里。1975年元旦，孩子出生时早破水，无宫缩，医生决定引产。张廷芳在医院住了两周，才终于看到一直呆在保温箱里的儿子，小脸青肿、眼睛充血，后来才知道可能导致脑瘫。因此张廷芳一直没敢要求小儿子太严，直到他工作了才放下心来，他智力没问题。
小儿子满月不久，次旺的父亲因肝癌去世了。次旺的弟弟妹妹们都在别的地方插队落户，“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次旺撑起这个家。不久大儿子又得了败血病，医生发了病危通知，而张廷芳产后身体虚弱，只能由她的父母担惊受怕。小儿子5个月大时，张廷芳不忍心让二老受累，去把快2岁的大儿子接回来。走到院门口，看到父亲用小车推着儿子，孩子不敢叫“妈妈”。到了家里，看到别人叫她“姐”，孩子也跟着叫“姐”。几天后，孩子躲在门背后，才终于怯怯地叫了一声“妈”。
讲到这里，张廷芳出奇地冷静，只是淡淡地说：“那时好多援藏同志的孩子都是这样。”次旺则说：“每个家都可能有一段时间集中难点，只要一扛就过去了。那时的人分到哪就到哪工作，边疆最需要我们。我要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跟北京上海一样美丽。”
（五）收获时节
#p#分页标题#e#如果没有近40年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张廷芳说她不可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这片土地。张廷芳说自己是个严肃的老师，不容易亲近。但她学会了以当地的方式来对待学生，了解、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和心理。
有一次她上课时说到汉语和藏语同属汉藏语系，但是声调、语序不同，汉语的量词多而形象，藏语的量词有限。谁知有的学生一脸不高兴，说张老师“看不起我们的民族语言”。张廷芳慢慢地讲道理，渐渐地说服了学生她并没有恶意。
张廷芳说：“培养人，要发现学生的优点、特点，不能歧视表现差的学生，对好学生也得要求严格。”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都在建立学校规章制度，张廷芳支持次旺创办西藏大学，他们认为必须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入手。在“文革”期间，学生们批斗老师，完全不尊重师长和知识。一次学校里一些学生喝酒打架，动了棍棒，打伤同学、破坏宿舍家具，张廷芳坚持给了领头的学生留校查看处分，还找这个学生谈话，讲道理。毕业联欢会上，这个学生向张廷芳敬饮料，说：“当年您处分我，我恨不得杀了你。以前从没有人敢管我，要是早有您这样的老师，我早就成了好学生了。”他挽着张廷芳的手臂说：“我们背地里叫了您4年的‘阿妈张拉’（张妈妈），今天我要当面说谢谢：‘阿妈张拉，托切玛（谢谢）。’”这个学生后来分到阿里旅游局，还时常回来看望张廷芳。
张廷芳和次旺多年来养成了一起散步，谈论工作、孩子的习惯。西藏大学美丽的校园里再也看不到当年铁皮屋的影子了，不远处就是雄伟的青藏铁路拉萨河大桥，乘坐火车从北京到拉萨不用50个小时就能到达。张廷芳一直在西藏大学工作到退休，而次旺后来担任了西藏民族学院院长和西藏社科院院长的职务。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最近老大来到西藏自治区团委，与全国各地的年青人一起参加为期3年的支边工作。老人们给两个孩子取的名字是次旺廷措（繁荣、富强）和次旺云丹（知识、智慧）。
“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离开了祖国大家庭，如果没有全国各地的投入，西藏不可能有今天的飞速发展，”张廷芳满怀深情地说。（中国日报记者 刘浚 编辑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