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期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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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记者在南大哲学系一间办公室采访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3日,斯蒂格勒受邀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 斯蒂格勒是法国著名现代技术哲学家,研究涉及技术、时间、个体化、消费主义、技术趋同、数码化、政治与人类的未来等领域。

  2日,记者在南大哲学系一间办公室采访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3日,斯蒂格勒受邀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

  斯蒂格勒是法国著名现代技术哲学家,研究涉及技术、时间、个体化、消费主义、技术趋同、数码化、政治与人类的未来等领域。

  “南京是一个思想的都市”

  记者见到斯蒂格勒时,他一脸轻松。他说,这次南京之行收获丰富,他将以新的方式理解马克思。

  此前,斯蒂格勒刚在南京大学结束为期一个月的课程。他说,当下人的生活中,数码化的阅读方式和书写习惯支配人的思维,也破坏人的思考能力。“这次课程的主题是探讨人的行为和大脑关系,希望中国人走出自己的道路。”

  近年,斯蒂格勒在上海、南京、杭州多地开设讨论班和演讲。今年是他在南大执教的第三年,原本开给硕士生的课程,意外地引来许多博士生和青年教师的加入,还有外地学生慕名赶来聆听。“中国学生的回应和互动感染了我,我对中国教学越来越自信。这也为我的研究打开新的视域。”他说。

  “南京不是首都,但却是一个思想的都市。”斯蒂格勒用这句话概括对南京的印象。他的代表作《技术与时间》三部曲中文版被列入译林出版社经典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于2012年完整翻译出版。如今,这套书入选南大、北大等高校哲学系必读书目,被学界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我经常在中国城市间穿梭,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慢慢学习当下中国一些东西,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斯蒂格勒说,坐火车的时候,中国的高铁站是他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大、设计最好的车站。他还拍了很多高铁照片,打算写一本书,讲中国技术和交通的变化。

  在他看来,了解技术发展,是摸清一个国家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

  “人是被技术拖着进化的”

  斯蒂格勒是法国哲学界传奇人物,毕生研究技术与哲学。

  上世纪70年代的欧洲弥漫着失望的情绪,青年时期的斯蒂格勒曾持械抢劫银行,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在狱中,斯蒂格勒通过函授攻读哲学专业,与马克思主义“相遇”。他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现象学作品,从中发现“技术”的问题。他的研究确立技术在哲学领域的地位。

  35岁之后,斯蒂格勒得到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指导,拿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进入研究院下属的哲学学院任教。在法国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工作期间,他创立“精神技术工业政治国际联合会”。

  在一般人看来,技术和哲学泾渭分明。而斯蒂格勒认为,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缺失对技术问题的关注,技术被哲学简单归为外围范畴,处于被搁置地位。然而,“人是被技术拖着进化的”。

  “我的工作就是探讨人类与技术共存境遇。当下,科技高度发展,引发金融业、信息工业、生命科学等一系列巨变,变化背后也带来新问题。”他举例说,斯坦福大学从事的科学研究与工业密切联系,硅谷的技术对思维方式有重大影响,当下知识某种程度上是被实践化主导的。

  “重读马克思是当务之急”

  斯蒂格勒说,马克思逝世一个多世纪的今天,世界面临着“数码资本主义”的新挑战。

  自动化技术使得一系列工作被机器替代,1940年以来,随着新技术发展,美国40%的职业消失了。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改变人类阅读和思考方式。

  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物质生产是熵和负熵过程。熵是宇宙发展走向无序状态。人类理性发展应该是负熵过程,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这在技术极速发展时代尤为艰巨。

  “对于全球思想家、包括中国思想家来说,重读马克思都是当务之急。”斯蒂格勒期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在他观察中,中国强调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对科技时代的生产关系有科学判断,有助于建立负熵世界。

  本报记者 倪方方 王晓映

  本报实习生 谢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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