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局势的走向，成为国际多重势力介入下，一个力求变革的阿拉伯国家困境与反抗的标本。但卡扎菲的终结，是否意味着利比亚由此就必然走上新途？本刊就此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吴冰冰

利比亚的新旧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像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有它的独特性。早期欧洲的殖民统治留下发展隐患，全国有大大小小几百个部落的部落社会现实难以改变，它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吴冰冰：对利比亚而言，一方面遇到的是政治挑战，更深入的是经济社会挑战。经济如何与社会协调发展，

作为石油国家，因为国家掌握石油资源，成为财富的分配者，决定财富的流向，对人民是可以不负责任的。财富的来源不是民众创造的，国家通过分配石油财富赎买民众的支持。这样使得权力越来越集中，国家很难逃出这种恶性循环。

另外，石油国家的通病是其他产业缺乏，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像沙特等海湾国家做得比较好，它吸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发展通讯、金融、房地产、会展等高端服务业。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长期与西方对峙，卡扎菲宣称他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类似“第三条道路”，实际上连现代国家制度都算不上。

卡扎菲试图使利比亚封闭于外部世界，对国际形势没有形成正确的判断，没有形成对国家有利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外交政策。卡扎菲在上世纪80年代与美国对抗，到了21世纪又不惜血本地改善关系，这是一种急剧转变，缺乏长期的外交战略。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这次由突尼斯、埃及引发的中东变局来看，阿拉伯世界国家内部产生了怎样的变革需求，全球化的发展与阿拉伯传统的宗教文化现实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卡扎菲个人遇到的问题，还是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局面？

吴冰冰：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肯定脱离不了它宗教、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现实。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社会发展成熟度最高，部落社会的因素不突出，但是穆巴拉克的统治18天就被推翻。其他国家对部落和教派的依赖更深。比如沙特阿拉伯，沙特家族就有数千个亲王，也可以说沙特家族就是一个有统治权的大部落。约旦、摩洛哥等家族相当于小型部落对国家的统治。叙利亚以教派为基础，共同信仰加上血缘联系，形成非常巩固的基础。

这种格局如果不打破，国家很难成为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它难以从中立角度为所有人民提供公平的福利。卡扎菲的统治也逃离不了部落社会的现实，他如果摒除部落力量，反而会被所有部落排斥。这些决定了统治者只能满足少部分人利益。利比亚不存在教派问题，都是逊尼派，因此部落问题成为利益分配的基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希望只是通过像“九月革命”这样的政权更替来发生彻底的社会变革，是幻想。它们如果要获得可持续性的、稳定的政治结构，面临两个根本挑战，一个是民意基础，一个是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为何这场变革会发生在今天，全球化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吴冰冰：第一是阿拉伯世界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卫星电视，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改革风气。手机、网络的普及流传，使得利比亚这样的封闭国家面临与以前不一样的国内和国际舆论环境。这样在利比亚的民众中会产生社会变革的需求。

第二，中东的变化是连锁性的，这是这次中东变局的一个重要特点。从突尼斯到埃及，对利比亚来说这种变化不是突然的。如果单纯是利比亚民众有了需求，而没有外部的参照对象，我认为他们是没有信心去推翻卡扎菲42年的统治的。埃及政府有38万军队，穆巴拉克统治了30年，结果埃及人民18天就让他下了台。这样激发了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巴林等其他国家的变革要求。在后来被激发的4个国家中，西方对它们的态度是各有区别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外交的各自算盘。

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个新的外来因素。阿拉伯社会越来越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石油国家或是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外向型经济为主，对国际市场是非常依赖的。经济危机导致这些国家旅游业崩溃，输入性通胀严重，而中东国家这些年发展教育，建立了很多好的大学，这样一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状况变得严重。青年人对未来的绝望引发了社会变动。可以说，由于出口石油、进口粮食、发展旅游业这些全球化活动，也带来了信息的全球化流动，利比亚这些国家的问题因全球化显得更加突出了，而政权的统治手段却因为全球化削弱了，人们有了通讯、网络，不再容易被愚弄，这样给政府形成了双重挤压。

第四，西方国家态度对这些国家政局的影响，在利比亚问题尤为突出。这次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军事干涉，利比亚的反对派很难控制局面。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现在非常关心，利比亚的重建会走哪条道路。在推翻卡扎菲的统治之后，利比亚民众对国家变革的需求也达到一个高潮，这场变革会给利比亚带来怎样的实质性改变？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街景（摄于2007年）

吴冰冰：对于中东的这场变革，可以说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未来是高度不确定的。利比亚战争过后，我们才能慢慢看到这场变革的真正结果。打是破坏性的，迅速的，但重建是缓慢而艰难的。首先是利比亚的政治重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提出8个月的过渡计划，包括新的宪法草案、选举制度、政治体制等，光就宪法草案就有很多具体问题存在，比如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保证，柏柏尔人与政权的关系，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都是问题。另外，如果承认伊斯兰法是立法的基础，那么这种妥协会到什么程度？支持和反对卡扎菲的部落，在这次战争后怎么弥合矛盾？东西部地区因此加深的仇恨，怎么去解决？

第二，恢复社会稳定。这次流落民间的武器如何收缴，如何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防止“基地”组织在北非的分支借利比亚的混乱局面壮大自己。

第三，如何恢复民生。对已经遭到破坏的基础设置、石油设施进行恢复，粮食、水电等基本民生需求要得到满足。因为战争而撤离的外国劳务人员需要回归。西方国家要给利比亚解禁150亿美元，钱基本够用，但是各项工作如何能有效开展，这就是看新政权的能力了。

第四，外交上的定位。反对派的伊斯兰主义者，与西方国家关系复杂，打完卡扎菲后，他们是否还欢迎西方势力的介入。虽然这场战争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反对派不可能获胜，但是对于利比亚国内来说，民众将之看做一场自下而上革命的胜利。民众反响越大的时候，新政权就越难依附于某些外国势力，他们需要给民众实际上的好处，表现出与旧政权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和欧洲的角度

三联生活周刊：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利比亚有大约188亿美元经济合同的利益，利比亚的变局对中国会有怎样的影响？

吴冰冰：中国对于中东问题是个后来者，我们对于中东地区很多事务了解有限，牵涉其中的利益在某些方面也相对小。从利比亚来说，它的石油主要出口欧洲，中国在石油、天然气的开发技术上不占优势，我们在能源方面与利比亚合作的基础有限，程度不深。

我们与利比亚大的项目主要是基建方面的。这些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作业条件艰苦，西方国家也不愿意涉入这些领域。对我们来说，基建合同能够带动一些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国与利比亚的关系有很大的刚性，换句话说，两国之间没有多少调整空间。

中国对中东问题投入的研究力量相对有限，我们发现在发展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时，我们在政治风险评估方面仍然存在欠缺。但是我们发现自己没有条件来做评估，因为之前我们没有真正投入多少力量研究利比亚，虽然已经在那里有了投资和3.6万名劳工，但是由政府引导的全方位的研究工作仍然缺失，与利比亚合作的中资企业也没有资助对利比亚的研究。

欧洲国家对中东地区有着非常深入的风险评估，从它们的角度来说，伊朗是高风险的国家，利比亚是低风险的国家。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伊朗是低风险的国家，中伊关系不会出现大的改变。但是我们对中东的很多国家，比较缺乏从我国立场深入地进行评估，我们对利比亚的政治体系缺乏独立判断。

所谓的政治风险评估，应该包括政权的性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第一，政权自身的组织结构：政府、军队、议会各自的重要性；第二，政权内部的政治力量基础：是中产阶级、富商还是军人？第三，社会力量的结构。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其国家政治形势的一个判断。

对于当地的中资企业来说，这些建筑企业基本都是在空旷的地方，实行封闭式管理是最省事的办法，中国工人与当地社会基本没有接触。但是一旦出现类似这次骚乱的意外，我们也缺乏当地的保护。比如利比亚基层社会的实质领袖，包括清真寺的阿訇、部落酋长、村舍长老等，他们是社区保护的提供者，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语言、文化等等，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在利比亚投资的成本。我们应该有全方面外交的策略，对卡扎菲家族、军方、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等有交往，有了这些投入，在危急时刻，我们的应对才会更从容。现在中国对利比亚的认识，总的来说是需求超过能力、实践超过认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利比亚战事中，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非常积极地进行了武力介入，我们怎么来看待欧洲国家的介入？

吴冰冰：对西方国家来说，利比亚的石油资源优质丰富，储量在非洲第一。另外从地缘政治看，它是“北非的钥匙”，可以利用利比亚牵制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可以利用它牵制达尔富尔问题。利比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欧洲人也怕恐怖分子或是难民问题给他们带来麻烦，利比亚可以被看做堵住这些麻烦的安全保障。北非离欧洲太近了，欧洲人对北非局势的感受，和我们大不一样。在法国提出的“地中海联盟”中，利比亚是最大的障碍。这次利比亚的变局是欧洲向南扩展策略的一个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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