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菽：守护骇浪间那叶“心舟” 2019-12-13 中国科学报 李晨阳 【字体：大 中

潘菽：守护骇浪间那叶“心舟”

2019-12-13 中国科学报 李晨阳

【字体：大 中 小】

语音播报

1983年，潘菽（左一）等与访问心理研究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交流。

　　人物简介

　　潘菽（1897年7月13日—1988年3月26日），中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后改称系），1921年留美主修心理学，后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学成归国。曾任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还是九三学社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是新中国心理学工作和心理学专业队伍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也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关注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晚年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心理学的纲领。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主要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科学见解，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心理学界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56年，在校长潘菽的带领下，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全体人员携着家眷，带着全部图书和仪器，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合并，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研究所）。此后，潘菽一直任心理研究所所长，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

　　这是心理研究所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笔，也是潘菽的一个心结。“父亲临行前整理办公室的东西，是我陪着去的。我至今记得父亲眼里闪动的泪光。”潘菽之子潘宁堡回忆道。

　　在江苏省宜兴县出生长大、在南京工作了30个春秋的潘菽，对故土不是没有眷恋。但潘菽一生数经变故，每一次都选择了“跟心理学在一起”。

　　志向笃定 丹心报国

　　1981年前后，中科院的研究生迎来了一波“出国潮”。心理研究所的硕士生乐国安希望申请到美国某大学教育系读书。

　　可导师潘菽却说：“我不能给你写推荐信，因为据我自己的经验，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对中国没什么用。”后来乐国安又联系了另一所大学的理论心理学教授，潘菽读过这位教授的书后表示认同，这才积极帮他争取机会。乐国安理解自己的老师：“他就是这样，坚持出国学的东西一定要对自己的祖国有用。”

　　想当年，潘菽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1921年春，他登上一艘名叫“南京号”的客轮，抵达美国旧金山，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留学生涯。

　　受“教育救国”思想驱使，潘菽最初志向也是教育学。但一段时间后，他深感美国式的教育未必能解决中国式的问题。那时他与主修心理学的中国留学生蔡翘和郭任远交好，又在教育学课程中学到了一些心理学知识，逐渐对这门新鲜的学科产生了兴趣。

　　“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种种现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门科学。”潘菽说，“我相信它将带领一切科学。”

　　潘菽在美求学期间，选读了与心理学和动物学有关的全部课程。其中，“实验心理学”课程尤其让他获益匪浅。

　　1927年，潘菽回到祖国，被邀请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心理学系工作。该系的前身便是东南大学于1920年建立的心理学系，也是全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

　　此时的潘菽职业已定、志向亦笃，但对心理学本身的思考却时常陷入彷徨——当时全球心理学学派越来越多，著名学者对心理学的重大问题众说纷纭，让这个学科简直“不大像一门科学”。1933年，兄长潘梓年建议他读一读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在这本翻译得艰涩难懂的书里，潘菽“隐隐约约地看到心理学的出路所在”。

　　自此，他终生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心理学的思想利器。

　　时运不济 初心未改

　　就在潘菽为心理学觅得一线曙光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已是硝烟渐起。原本“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他，被“九一八”事变的惊雷震醒，开始将目光投注于家国大事。

　　抗日战争前夕，中央大学全体迁往重庆。由于错信情报，潘菽没来得及把家属一并接去，妻儿留守的江苏故园成了战火肆虐之地。直到8年抗战结束，他才得与家人重聚。

　　潘菽学成归国后的数十年，中国历经动荡，几乎不曾为弱小的心理学留下安心成长的土壤。战争年代对心理学的冲击自不必言；1958年，“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的运动席卷而来；之后心理学又被扣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大帽子；“文革”期间，全国唯一的心理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被撤销，中国的心理学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

　　但潘菽始终初心未改、永不言弃，在很多人为学了心理学而大叹“倒霉”时，他却为心理学的命运不断发文呐喊，奔走呼告。在那篇著名的《为心理学辩护》中，他写道，“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不能否认心理学的价值和重要。它所有的唯一罪过是年龄太幼，它在中国所有的唯一罪过是中国现在这种社会还不适宜于它的生长和繁荣。”

　　的确，与那些直接关系到实业振兴的学科相比，心理学之于强国富民的作用似乎有些抽象。“即便是某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在当时对这门科学的重要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潘菽的助手李令节对《中国科学报》说。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规模院系调整中，心理学深遭重创，全中国只剩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内一个心理学专业和南京大学理学院的一个心理学系。之后，在高等教育部指示下，南京大学以便于领导为由，将心理学系并入生物学系，变为心理学专业；不久又决定停办心理学专业。

　　“作为校长，我没能表示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个大错。”多年后，已经90岁高龄的潘菽忆及此事，依然痛切不已。

　　那时的潘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南京大学，做“没有专业的校长”；要么和整个心理学系一起，迁往北京，与中科院心理研究室合并。几乎没有犹豫，潘菽带着心理学系全体同仁，连同家属一共20余人，分批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艰难播扬 寸心千古

　　由于种种原因，心理学一直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科学。潘宁堡向《中国科学报》坦言，作为潘菽的家人，他们最初也并不完全理解心理学。

　　潘菽一直期望孙子潘垚天能继承自己的衣钵。潘垚天填报志愿时，问了爷爷一个问题：“要把心理学学好，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潘菽答：“要先把马列主义学好。”

　　潘垚天少年心性，对这个答案有些不以为然，转身填报了当时颇为热门的电子工程专业。那天，潘菽闷闷不乐，只对妻子说了一句：“垚垚不报心理系。”几年后，潘垚天有意转行。恰逢脑电研究兴起，心理学研究机构开始需要有电子工程背景的人才。1989年，潘垚天正式入职心理研究所，而此时，潘菽已经去世了。

　　为转行心理学，潘垚天去国外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加拿大读博期间，刚刚上完一节科技哲学课，潘垚天暗自嘟囔，对课上讲的几个哲学家的思想不敢苟同。不料一旁的德国同学听到了，如逢知音：“你也不认同这些？我读了好多哲学家的著作，还是觉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最牛！”

　　潘垚天猛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一时感慨——兜兜转转一大圈后，他不仅走上了心理学这条路，也无意间像爷爷当年那样，把辩证唯物主义当成了自己思考和研究的有力工具。

　　潘菽播撒心理学的火种，在自己家族尚且如此周折，在更广泛的中国学界，其艰难更是可想而知。

　　“曾经的中国心理学，就像茫茫大海间一叶随时可能倾覆的扁舟。有潘老这样一位掌舵者、一面旗帜，始终坚守在那里，坚定大家对这个学科的信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潘菽晚年的学生、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如是说。

　　潘菽的自传则写道：“人生活在世界上，好比一只船在大海中航行，最重要的是辨清前进的方向。回顾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虽然也曾迷失过方向，但所感欣慰的是，很快就认准了北斗，拨正了航向，并且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

　　对比读来，格外动人。

　　1977年后，中国心理学重获新生，百废待兴。年已八旬的潘菽重新挑起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这两副重担。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心理学较快得到恢复，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组织的全国评论冯特工作，在1980年国际心理学大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好评，为中国心理学重新走上国际舞台打开了局面。

　　随着国家日渐富强、社会日益繁荣，漫长时期内一直在崎岖道路上艰难行进的中国心理学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放光彩的时代。但不要忘了，在心理学生不逢时的那些年，以潘菽为代表的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几经起落，始终与时代的治乱和中国心理学的兴衰同甘共苦。

　　人物生平

　　●1897年7月13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

　　●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门（系）学习。

　　●1921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

　　●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27年，回国后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

　　●1945年，在重庆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1951年，任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连任三届。

　　●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8月当选中国心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并连任三届。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连任。

　　●1981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分卷编委会主任。

　　●1988年3月26日，于北京病逝。

　　记者手记

　　“如今心理学界有一条鄙视链：搞脑科学的瞧不起实验心理学，搞实验心理学的瞧不起社会心理学，搞社会心理学的又看不起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在一场纪念潘菽先生的活动中，一位知名学者语出惊人。

　　他继续说：“可你们要知道，潘老自己就是学实验心理学出身的，后来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钻研心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上，成了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

　　心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为什么人而研究？心理学究竟属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的实质是什么，在自然界中处于什么位置？要怎样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怎么把心理学有效地应用于中国社会？……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潘菽思考不息、笔耕不辍，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以回答这些基础又基础的问题。

　　即便在特殊时期，他也别出心裁地以写“检讨”或“交代问题”为掩护，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偷偷写下数十万字的《心理学简扎》。他用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札记，对心理学巨细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他对荀子、王充、韩愈、柳宗元等数十位中国古代学者的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出“人贵论”“形神论”“知行论”“性习论”“情二端论”“唯物论的认识论”等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重要的理论观点。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从这些论著中看到闪亮耀眼的思想光芒。

　　的确，时代在变，科学研究的理念、方法和评判标准都在变。神经学、生理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揭示出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这些可以观测、记录、统计、分析的量化指标，让心理学越来越展现出现代科学严谨、实证的特征。

　　但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否定逻辑推演、哲学思考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心理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并不仅仅在于有科学的实验手段，更在于有科学的理论范式。

　　真正繁荣的学科，永远是百家争鸣的。

　　20世纪90年代初，心理研究所就拥有当时全世界仅有的4个脑电（ERP）实验室之一，相关研究工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实验室主任魏景汉曾说：“心理所能把脑电实验搞起来，多亏了潘菽先生。潘先生担任所长期间，就规定心理所的重要仪器设备都不能锁在实验室里，要放在研究所里共享。”

　　后半生主要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潘菽，其实一直非常看重仪器设备和实验技术对学科的推动作用，一直在支持着实验心理学和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

　　真正睿智的学者，也永远是兼容并包的。作为后来者，当以此为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9-12-13 第4版 人物)

　　1983年，潘菽（左一）等与访问心理研究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交流。
　　人物简介
　　潘菽（1897年7月13日—1988年3月26日），中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后改称系），1921年留美主修心理学，后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学成归国。曾任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还是九三学社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是新中国心理学工作和心理学专业队伍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也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关注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晚年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心理学的纲领。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主要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科学见解，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心理学界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56年，在校长潘菽的带领下，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全体人员携着家眷，带着全部图书和仪器，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合并，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研究所）。此后，潘菽一直任心理研究所所长，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
　　这是心理研究所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笔，也是潘菽的一个心结。“父亲临行前整理办公室的东西，是我陪着去的。我至今记得父亲眼里闪动的泪光。”潘菽之子潘宁堡回忆道。
　　在江苏省宜兴县出生长大、在南京工作了30个春秋的潘菽，对故土不是没有眷恋。但潘菽一生数经变故，每一次都选择了“跟心理学在一起”。
　　志向笃定 丹心报国
　　1981年前后，中科院的研究生迎来了一波“出国潮”。心理研究所的硕士生乐国安希望申请到美国某大学教育系读书。
　　可导师潘菽却说：“我不能给你写推荐信，因为据我自己的经验，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对中国没什么用。”后来乐国安又联系了另一所大学的理论心理学教授，潘菽读过这位教授的书后表示认同，这才积极帮他争取机会。乐国安理解自己的老师：“他就是这样，坚持出国学的东西一定要对自己的祖国有用。”
　　想当年，潘菽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1921年春，他登上一艘名叫“南京号”的客轮，抵达美国旧金山，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留学生涯。
　　受“教育救国”思想驱使，潘菽最初志向也是教育学。但一段时间后，他深感美国式的教育未必能解决中国式的问题。那时他与主修心理学的中国留学生蔡翘和郭任远交好，又在教育学课程中学到了一些心理学知识，逐渐对这门新鲜的学科产生了兴趣。
　　“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种种现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门科学。”潘菽说，“我相信它将带领一切科学。”
　　潘菽在美求学期间，选读了与心理学和动物学有关的全部课程。其中，“实验心理学”课程尤其让他获益匪浅。
　　1927年，潘菽回到祖国，被邀请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心理学系工作。该系的前身便是东南大学于1920年建立的心理学系，也是全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
　　此时的潘菽职业已定、志向亦笃，但对心理学本身的思考却时常陷入彷徨——当时全球心理学学派越来越多，著名学者对心理学的重大问题众说纷纭，让这个学科简直“不大像一门科学”。1933年，兄长潘梓年建议他读一读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在这本翻译得艰涩难懂的书里，潘菽“隐隐约约地看到心理学的出路所在”。
　　自此，他终生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心理学的思想利器。
　　时运不济 初心未改
　　就在潘菽为心理学觅得一线曙光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已是硝烟渐起。原本“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他，被“九一八”事变的惊雷震醒，开始将目光投注于家国大事。
　　抗日战争前夕，中央大学全体迁往重庆。由于错信情报，潘菽没来得及把家属一并接去，妻儿留守的江苏故园成了战火肆虐之地。直到8年抗战结束，他才得与家人重聚。
　　潘菽学成归国后的数十年，中国历经动荡，几乎不曾为弱小的心理学留下安心成长的土壤。战争年代对心理学的冲击自不必言；1958年，“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的运动席卷而来；之后心理学又被扣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大帽子；“文革”期间，全国唯一的心理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被撤销，中国的心理学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
　　但潘菽始终初心未改、永不言弃，在很多人为学了心理学而大叹“倒霉”时，他却为心理学的命运不断发文呐喊，奔走呼告。在那篇著名的《为心理学辩护》中，他写道，“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不能否认心理学的价值和重要。它所有的唯一罪过是年龄太幼，它在中国所有的唯一罪过是中国现在这种社会还不适宜于它的生长和繁荣。”
　　的确，与那些直接关系到实业振兴的学科相比，心理学之于强国富民的作用似乎有些抽象。“即便是某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在当时对这门科学的重要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潘菽的助手李令节对《中国科学报》说。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规模院系调整中，心理学深遭重创，全中国只剩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内一个心理学专业和南京大学理学院的一个心理学系。之后，在高等教育部指示下，南京大学以便于领导为由，将心理学系并入生物学系，变为心理学专业；不久又决定停办心理学专业。
　　“作为校长，我没能表示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个大错。”多年后，已经90岁高龄的潘菽忆及此事，依然痛切不已。
　　那时的潘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南京大学，做“没有专业的校长”；要么和整个心理学系一起，迁往北京，与中科院心理研究室合并。几乎没有犹豫，潘菽带着心理学系全体同仁，连同家属一共20余人，分批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艰难播扬 寸心千古
　　由于种种原因，心理学一直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科学。潘宁堡向《中国科学报》坦言，作为潘菽的家人，他们最初也并不完全理解心理学。
　　潘菽一直期望孙子潘垚天能继承自己的衣钵。潘垚天填报志愿时，问了爷爷一个问题：“要把心理学学好，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潘菽答：“要先把马列主义学好。”
　　潘垚天少年心性，对这个答案有些不以为然，转身填报了当时颇为热门的电子工程专业。那天，潘菽闷闷不乐，只对妻子说了一句：“垚垚不报心理系。”几年后，潘垚天有意转行。恰逢脑电研究兴起，心理学研究机构开始需要有电子工程背景的人才。1989年，潘垚天正式入职心理研究所，而此时，潘菽已经去世了。
　　为转行心理学，潘垚天去国外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加拿大读博期间，刚刚上完一节科技哲学课，潘垚天暗自嘟囔，对课上讲的几个哲学家的思想不敢苟同。不料一旁的德国同学听到了，如逢知音：“你也不认同这些？我读了好多哲学家的著作，还是觉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最牛！”
　　潘垚天猛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一时感慨——兜兜转转一大圈后，他不仅走上了心理学这条路，也无意间像爷爷当年那样，把辩证唯物主义当成了自己思考和研究的有力工具。
　　潘菽播撒心理学的火种，在自己家族尚且如此周折，在更广泛的中国学界，其艰难更是可想而知。
　　“曾经的中国心理学，就像茫茫大海间一叶随时可能倾覆的扁舟。有潘老这样一位掌舵者、一面旗帜，始终坚守在那里，坚定大家对这个学科的信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潘菽晚年的学生、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如是说。
　　潘菽的自传则写道：“人生活在世界上，好比一只船在大海中航行，最重要的是辨清前进的方向。回顾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虽然也曾迷失过方向，但所感欣慰的是，很快就认准了北斗，拨正了航向，并且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
　　对比读来，格外动人。
　　1977年后，中国心理学重获新生，百废待兴。年已八旬的潘菽重新挑起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这两副重担。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心理学较快得到恢复，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组织的全国评论冯特工作，在1980年国际心理学大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好评，为中国心理学重新走上国际舞台打开了局面。
　　随着国家日渐富强、社会日益繁荣，漫长时期内一直在崎岖道路上艰难行进的中国心理学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放光彩的时代。但不要忘了，在心理学生不逢时的那些年，以潘菽为代表的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几经起落，始终与时代的治乱和中国心理学的兴衰同甘共苦。
　　人物生平
　　●1897年7月13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
　　●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门（系）学习。
　　●1921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
　　●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27年，回国后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
　　●1945年，在重庆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1951年，任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连任三届。
　　●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8月当选中国心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并连任三届。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连任。
　　●1981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分卷编委会主任。
　　●1988年3月26日，于北京病逝。
　　记者手记
　　“如今心理学界有一条鄙视链：搞脑科学的瞧不起实验心理学，搞实验心理学的瞧不起社会心理学，搞社会心理学的又看不起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在一场纪念潘菽先生的活动中，一位知名学者语出惊人。
　　他继续说：“可你们要知道，潘老自己就是学实验心理学出身的，后来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钻研心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上，成了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
　　心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为什么人而研究？心理学究竟属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的实质是什么，在自然界中处于什么位置？要怎样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怎么把心理学有效地应用于中国社会？……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潘菽思考不息、笔耕不辍，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以回答这些基础又基础的问题。
　　即便在特殊时期，他也别出心裁地以写“检讨”或“交代问题”为掩护，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偷偷写下数十万字的《心理学简扎》。他用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札记，对心理学巨细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他对荀子、王充、韩愈、柳宗元等数十位中国古代学者的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出“人贵论”“形神论”“知行论”“性习论”“情二端论”“唯物论的认识论”等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重要的理论观点。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从这些论著中看到闪亮耀眼的思想光芒。
　　的确，时代在变，科学研究的理念、方法和评判标准都在变。神经学、生理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揭示出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这些可以观测、记录、统计、分析的量化指标，让心理学越来越展现出现代科学严谨、实证的特征。
　　但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否定逻辑推演、哲学思考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心理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并不仅仅在于有科学的实验手段，更在于有科学的理论范式。
　　真正繁荣的学科，永远是百家争鸣的。
　　20世纪90年代初，心理研究所就拥有当时全世界仅有的4个脑电（ERP）实验室之一，相关研究工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实验室主任魏景汉曾说：“心理所能把脑电实验搞起来，多亏了潘菽先生。潘先生担任所长期间，就规定心理所的重要仪器设备都不能锁在实验室里，要放在研究所里共享。”
　　后半生主要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潘菽，其实一直非常看重仪器设备和实验技术对学科的推动作用，一直在支持着实验心理学和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
　　真正睿智的学者，也永远是兼容并包的。作为后来者，当以此为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9-12-13 第4版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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