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官员奢侈品形成产业链 送礼行贿手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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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

  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曾被人称为“超级震撼”。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

  解读高官落马原委,大都是文强式“朝中有人做官,市场有人经商”的故事。除了赤裸裸收受现金,还有相当部分贿赂是通过一些特殊礼物的馈赠实现。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贿物”品种三变

  改革开放以来,贪官接受的“贿物”历经三变。

  纪检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昌硕、任伯年、谢稚柳、弘一、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青花缠枝莲小罐、青花灵芝纹瓜麦小罐、清粉彩花卉过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公安局长王天义落马时的查抄物品,华丽阵容媲美博物馆的馆藏目录。

  王天义于2002年被判处死刑,而类似礼单在诸多反贪案卷中一再重现。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知识化”的需要,领时尚潮流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则对应着“年轻化”的需要。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投石问路。斯蒂芬说,在LOTOS最大的市场日本,很多政府官员是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的主顾。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这(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在市场”。

  送礼手法“创新”

  为了给“不太方便”在奢侈品店自由购物的官员提供方便,以奢侈品送礼行贿的手法也在“务实创新”。

  奢侈品店的一个潜规则是,商人在店里开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代码在同品牌所有门店通用,如有“关系官员”购物,只要说出代码,就可将账单记在商人名下。

  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烟杂店里寄售名烟名酒则是“小打小闹”。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还收名烟名酒⋯⋯拿到民航餐厅卖,一个春节就能收入10万元。”

  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杂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还有旁门左道: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总经理聂玉河收到藏在鱼肚里的1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培训部原副总经理魏湘滨则在“好猫”烟里发现同额礼金;给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的月饼盒里装的是1万美元;一名官员将礼品干货篮摆在阳台长达一年,待纪检人员登门,他才发现篮子里是百万现金。

  据反腐部门统计,节日、婚丧嫁娶、生日、搬家、生病,是给官员送礼的最常用借口,其中春节、中秋的节礼尤为“丰厚”。披上人情外衣后,那些有贪心的官员就往往在收受礼物的性质是否是受贿上分辩不清,而贪官则“抗辩”不已。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说:“都是礼尚往来,怎么是受贿?”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忏悔书”中写:“有180余人⋯⋯每逢年节给我送钱送物,不好意思拒绝。”

  遭遇“抗辩”最厉害的是“雅贿”,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贪官们据此瞒天过海。

  贪腐官员拉动奢侈品“创新”

  “雅贿”古已有之。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奸臣严嵩的受贿物品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图》起大狱而终不得。”

  研究晚清官场会发现,晚清京官普遍受贿,并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节庆送礼是主要形式之一,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

  比如,盛宣怀想升为尚书,其心腹报告,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

  官本位思想主导,升迁的决定权掌握在长官手里,下级不得不巴结上级,这就造成了官场送礼的习气;而商人经营若得不到官府支持会遇到许多麻烦,商人贿赂官员,官员从中谋利,于是官商勾结。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说,贪腐官员不仅是普通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而且是拉动奢侈品创新的一个原动力。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等,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财产申报能否成为突破口

  特供官员的奢侈品经过环环周转、层层过滤而变现,这个过程已经在一次次实践中衍生出了日渐完整的“产业链”。

  为“雅贿”变现服务甚至是一些古玩艺术品店的主营业务,类似的还有“专营虫草、燕窝、虎骨酒回收代售”的保健品店。而一些烟杂店门口树一块不起眼的硬纸牌:回收名烟名酒,也成了社会默认了的“行规”。这些半地下业务也会常因某些特定事件受到有关部门打击,但总体看,生命力仍然旺盛。

  要消灭贿物“创新”及变现的产业链,必先杜绝官员收大礼。而怎样杜绝官员收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等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是“终极反腐”措施,是一种制度化反腐的要求。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是热门话题之一。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已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然而至今尚未正式立法。

  原因在哪里?

3号排行榜:特供官员奢侈品形成产业链 送礼行贿手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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