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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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于2018年11月2日~3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主题是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同志出席大会并做了题为《在改革开放伟大革命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

  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于2018年11月2日~3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主题是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同志出席大会并做了题为《在改革开放伟大革命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新篇章》的主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做了题为《科学判定时代方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主旨发言。论坛收到论文三百余篇,来自国内外的二百余位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与会。

  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方位

  正确回答和准确把握时代问题是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充分认识推进“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前提。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阐述过这个问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与会人员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1.“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

  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李慎明研究员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这一判断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十分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相比,虽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是唯物史观大的“历史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王伟光指出:“唯物史观大的‘历史时代’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所历经的整个历史进程,该历史时代的进程从该社会形态取代前一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占据统治地位起,历经兴盛、衰落,直到为下一社会形态所取代而不再占据统治地位止。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根据‘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来划分历史时代,把历史时代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等历史时代,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大的历史进程来看,从全球范围来讲,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又是经过社会主义过渡,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时代,该时代充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

  唯物史观大的“历史时代”也就是“大时代”。李慎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大时代,又包括列宁说的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时代。这里的大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时代,小时代即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资产阶级逐渐步入寄生、腐朽、反动和没落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李慎明指出:大时代与小时代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于当代世界社会发展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处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李慎明强调:我们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深刻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深刻理解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是我们观察世界格局的重要方法。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认为,如果对当前世界处于什么时代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对世界格局就不会有正确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金民卿研究员指出:时代本质形成重大时代问题,决定世界基本格局,影响人类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当今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今时代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当今时代的世界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怎么样,当今时代人类面临什么样的重大挑战,如何破解上述重大时代难题并引领世界走向更加光明的前景,构成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金民卿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以深刻的哲学思维、宽厚的人类情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个重大时代之问进行了深度的哲学剖析和系统的理论回答,全面揭示了当今时代本质及其必然趋势、当今时代特征及其重大问题、当今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走向,提出了一系列关乎世界发展和人类命运的重大理论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其中主要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认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李慎明认为,我们划分时代的依据是唯物史观,我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结论。李慎明指出:“两个必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归宿,是我们正确理想信念的总源泉、总依据,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的根本所在;“两个决不会”是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细节的总汇集、总描述,是我们在实现最高纲领的过程中,在制定、实施和实现一个个最低纲领和一个个战略策略时,所要考察的客观的具体条件的现实依据。李慎明认为,时代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亟待统筹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中。

  我们要充分把握时代特点,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李慎明认为,现在继续使用列宁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有助于我们更直接、更深刻、更透彻地认识帝国主义和世界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有助于找到科学应对的战略举措。李慎明强调:从总的历史趋势讲,在战略上和本质上,资本帝国主义无疑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纸老虎,但这不排除其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因而在战术上看金融帝国主义又是真老虎、铁老虎,真老虎、铁老虎是要吃人的;只有认清金融帝国主义既腐朽、垂死又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以惊人速度发展这一重要特征,我们才可能保持头脑清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赢得主动。李慎明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弄清楚时代问题,对我们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否定当今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直接或间接肯定这一时代的本质未发生改变。

  3.当今“金融帝国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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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金融帝国主义”亦称“新帝国主义”,与列宁当年阐述的“金融帝国主义”有很大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程恩富论述了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程恩富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新帝国主义阶段,其特征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生产与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垄断跨国公司。为数不多的公司帝国已经掌控了全球经济的大动脉,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社会向何处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第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形成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最显著特征。跨国大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着全球经济命脉,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进行掠夺式积累,生产逻辑让位于投机逻辑,经济金融化畸形发展。第三,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与财富分配。新国际分工仍然在延续着不均衡、不平等的结构体系,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导致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持续扩大,跨国公司和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得到强化。第四,“一超多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形成内外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G7+三大支柱”组成国际性垄断经济同盟,以北约为主体的国际资本主义垄断军事同盟,以普世价值形式出现的文化霸权,“一超多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大大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军事霸主的地位。第五,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新帝国主义是产业高度空心化的资本主义,是经济停滞常态化的资本主义,是债务驱动的资本主义,是过渡和垂危的新型资本主义。

  尽管“金融帝国主义”的特征发生很大变化,但列宁关于时代的判断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李慎明认为,有些人对列宁关于时代的判断提出诘难,这是因为他们理解上有褊狭和过错;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会持续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在上述过渡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而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消沉时期的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和平龟行发展”的“政治消沉”时期必然会结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一定会到来。李慎明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共商、共建、共享”这“三大发展理念”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是我们在所处时代条件下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方学者关于时代本质的看法得到了国外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时,当中方与会人员讲到这部分内容时,博得了国外与会学者的热烈掌声。国外与会学者纷纷表示,将把这一观点带回他们所在的党进行学习和讨论。

  当今世界格局与社会主义态势

  一般说来,世界格局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国际舞台上由于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结构状态。世界格局的稳定是相对的。当今世界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处于世界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呈何态势?怎样看待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与会人员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及其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也是世界的总体格局。李慎明指出,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有强烈的愿望和追求,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逐步深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处于衰退中,世界多极化也在深入发展,美国称霸全球常常力不从心,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搞“颜色革命”,世界和平的整体格局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朱佳木认为,当今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各国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频繁、更紧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仍在深入发展,各国的相互联系、依存关系更加紧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合更加广泛,战争因素被和平力量继续扼制。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赵可铭上将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强劲。

  与此同时,当今世界也面临诸多挑战,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大国和地缘政治摩擦博弈局势错综复杂的时代。朱佳木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无法克服,垄断资本与国家力量还在进一步结合,世界范围的贫富两极愈益分化,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挑战和风险更加严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气焰更加嚣张,各种传统、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更加强烈,发达国家内部的民众抗议活动和最不发达国家及战乱地区的移民潮、难民潮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滋生。赵可铭指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差距和失衡的鸿沟日益突出,局部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教育委员会成员、澳共党报《卫报》主编安娜指出:“经济指标表明,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各国经济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难以负担且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尚未完全从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和随后严重衰退中恢复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增加对资本投资和政府的控制。世界上有119个发展中国家陷入严重金融困境,破产威胁迫在眉睫。有些国家已经无力偿还其主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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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若麟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四大力量板块”、“三大冲突”。“四大力量板块”指美国本土产业资本、支持全球化的西方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三大冲突”指美国本土产业资本(包括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中下层劳动阶层)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以及复兴中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冲突,其核心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特朗普主要代表美国本土产业资本(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遭到损害的劳动阶层和部分中产阶级)势力,其主要对手“金融跨国资本”“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子”就是反对特朗普的那部分美国势力,“诸侯”则是欧洲、中国、日本等支持全球化的力量。特朗普代表美国产业资本势力向跨国金融资本发动了以“反全球化”战略为标志的全面进攻,双方正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展开激烈博弈,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分别由于贸易、难民和移民等问题冲击特朗普“反全球化”战略而卷入其中。“特朗普的美国”与“金融跨国资本”的争斗才是“三大冲突”中的首要冲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冲突特别是当前的贸易战并非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矛盾。

  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力量的消长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当今世界的两种重要力量,其力量对比的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格局。李慎明指出,世界上两大社会制度竞争和斗争的态势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仍面临着巨大挑战。赵可铭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操纵下,全球区域发展差异日益扩大,全球贫富差距鸿沟难以弥合,全球治理体系在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遭遇信任危机。与此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包括中国、古巴、老挝、朝鲜、越南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在吸取了苏联东欧剧变和过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后,陆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变革或革新,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走出低谷,逐渐迎来复苏的前景。”兰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迟方旭博士认为:“从世界格局着眼,我们的确必须客观地承认,当今世界西强东弱的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仍处于低潮时期。于是,以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为代表的法学思潮不仅畅行西方,在东方包括中国仍不乏信奉者、追随者和倡导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李霞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随之陷入空前低谷。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与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改变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使人们看到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希望。”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生忠军指出,从国际政治格局来看,具有鲜明的“东升西降”的特征,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开始向亚太转移,尤其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其对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淼认为:“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相对衰退,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群体性崛起,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力量在增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力量,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李慎明指出:“当今时代的金融帝国主义无疑已经开始处于衰败之势。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的危难,就是社会主义的机遇。危难越多越大,机遇也就越多越大。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然屹立,则极有可能进一步引发自资本主义诞生500年来最大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总爆发。”

  无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发生怎样的变化,它们之间的根本对立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张全景强调:“当前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美国与中国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时刻‘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没有丝毫改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指出:“应该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本质上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取代关系:或者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或者在特殊的阶级力量对比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趋同、相互融合,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客观上是不可能发生的。自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帝国主义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当作根本的战略,妄图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院长吴文新教授认为,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性、地域性极为突出,却是嵌合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域性社会主义,是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互作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民族的社会主义逐步转换为世界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极可期待、极具价值的世界历史进程,必将推动人类社会朝共产主义方向进步,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向全人类贡献“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3.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均是世界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关系被普遍认为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指出:“‘时间不多了’、‘3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最悲观、最消极的时刻’、‘美国的耐心已到尽头了’、‘美国政府对各种对话与交流已受够了’,在美国的五天交流中,几乎每场活动都能听到类似声音。的确,与此前诸多舆论的判断一致,目前中美关系正在遇到建交以来最复杂、最恶劣、最综合的寒流,远甚于1989年美国对华制裁、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美方的观点认为,后者仅是聚焦在个别领域、个别事件,现在则是全方位、全社会的对华不满、质疑、批判甚至否认。”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D.G.诺维科夫指出:“美国日前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并企图对其封锁高科技市场。西方媒体对中国开展信息战,并企图挑拨和破坏中国与其伙伴的关系。他们谴责中国实施对外扩张、侵害人权。在俄罗斯有一种说法:在大声嘲笑别人眼睛里的沙子时,却没有看到自己眼睛里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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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看,中美之争主要围绕经济问题展开并被普遍称为“中美贸易战”,但实际牵涉的问题远超经济贸易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倪峰认为,中美两国是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战略利益都存在差异的国家,这种差异造成了两国之间始终都存在着战略互疑,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周淼认为:“中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出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西方国家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意识形态、制度偏见和战略疑惧,崛起中的中国遭遇西方霸权国的遏制、打压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垄断资本体量巨大、危机深重,只能靠瓦解和控制一个大国才能汲取‘战略红利’,才能为其天文数字的金融泡沫买单,中国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巨量财富是其理想目标。”古巴哈瓦那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格蕾蒂斯认为:“从本质上讲,当今中美争端的核心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两国之间的争端不应脱离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矛盾而单独分析,必然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争端有关,与欧洲、拉丁美洲、非洲甚至亚洲等不同地区的利益有关,或与中国西藏、中国台湾、中国南海的争端有关,或与朝鲜地区冲突的不确定因素有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认为,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在国际资本收益面临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的空间迅速收缩,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中美关系变化的原因值得深入分析。倪峰认为,在中美关系演进过程中,虽然会不时出现如特朗普现象等“非常规因素”并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一些常规的、基础的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根本、更长远。所谓“常规因素”,指对中美关系不断向战略竞争方向滑动一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也就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及其相互认知的快速变迁。常规性因素和非常规性因素在2017年底实现汇集、聚变,其产生的巨大动能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强烈冲击。王文指出:“美国对华态度正在进行建交40年来最具颠覆性的反思,源于中美实力正在出现本质性的消长。‘美国将弱不弱、中国欲强未强’的关键节点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仅是贸易关税进一步加征,南海、人权、台湾、新疆、互联网、金融、安全、高科技等诸多领域的中美冲突,极可能会出现集体爆炸,稍有处理不慎,便会导致两国全面对抗,建交40年基业被彻底颠覆的可能性并非是零,全面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也并非为零。”朱佳木指出:“中美贸易战今后无论打出什么结果,美国对中国的新遏制政策短时间是不会改变的。这种遏制虽然会给我们造成某些损失,但阻挡不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相反,只会起到提高人民觉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壮大中国综合国力的作用。”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如何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是与会人员热议的话题之一。

  1.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刻开始,在世界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指出:“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开始的,有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改革使其暂时摆脱了危机、实现了短期发展,但后来又陷入了新的危机;有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制度颠覆和国家分裂,即东欧剧变;还有一些其他不同制度背景和民族特点的改革探索,但大多都没有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繁荣。”王伟光认为:“东欧剧变既有资本主义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因,也有本国复杂多方面的内因。譬如,脱离本国实际,超越了世情国情,忽略相对于西方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忽略市场经济的必要性,逐渐形成了不适应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了人民积极性的调动,束缚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从而陷入了发展困局,发展速度先快后慢,以至逐步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王伟光指出:“为了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改革一条出路。然而由于苏东诸国采取了错误的改革路线,走上了资本主义邪路,最终酿成悲剧,这是苏东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最根本的内因是苏东诸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丢掉了党的领导、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与上述改革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的缘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王京清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个性特征: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始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始终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吸收一切优秀成果、积极为人类发展做贡献,始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走“渐进式改革”之路,始终勇于自我革命和纠错创新、实现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良性互动,始终牢牢坚持政治原则底线、指导思想底线、人民利益底线和国家利益底线。南非共产党第二副总书记克里斯·马特哈科强调:“仔细阅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代表大会的文件,可以看出中国之所以取得显著的进步,正是因为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不同,中东欧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了,恢复了资本主义。同时,中国也没有重复熟悉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斯大林时期开创的、被广泛推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时采用过的苏联模式。中国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格蕾蒂斯指出:“历史证明,先前对中国的假设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但没有加入新自由主义思潮,至少没有以分析人士和北美政客倡导的那种形式加入。相反,中国深化、加强了独立性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其能够在国际关系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这一现实促使北美政治不同部门就遏制中国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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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王伟光指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福运指出:“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这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也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始终坚持的改革逻辑;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不变’,与革除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弊端之‘变’的辩证统一,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保持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重要经验,也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克里斯·马特哈科指出:“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预测,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100多年来一直保持的领先地位将被超越。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挑战。在经受了相当多的破坏性挑战后,中国似乎决定不再重复这些挑战,而是有计划地、有保障地、稳定地发展。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在迄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会的越南和老挝学者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给他们很多重要启示,他们各自的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为他们各自的革新事业服务。老挝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乐彭博士说,老挝实行全面革新政策,从包产经济机制、集中计划、按均分配到市场经济体制,从1986年到现在,老挝经济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各经济成分发展迅速,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人民生活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对近年来的经济跳跃式发展贡献了力量。

  2.改革开放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并回答了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课题。王伟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最强音,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从而回答了最为迫切的时代课题。”王伟光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回答该时代课题,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关于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二是关于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条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诸国同时胜利的结论,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判断上。

  通过对东方相对落后国家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新的观点。王伟光指出,后来的实践超出了他们的预判,促使其研究东方相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并得出在特定条件下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最迫切的时代课题提了出来。当时东方相对落后国家一种是俄国类型(虽然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落后,留存大量的封建残余,是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另一种是中国类型(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处于更为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这两种类型又分为两步:在相对落后国家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可以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第一步;革命成功后,建设社会主义又是第二步。王伟光认为:“列宁只解决了第一种类型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尚未解决第二种类型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更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二步问题。”比俄国更为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苏联改革失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回答这个重大课题的时代使命落在了中国这个东方落后的大国肩上,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破解了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王伟光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已经历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成熟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社会主义诸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其中包括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回答了在落后的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完整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时代课题。

  中国成功破解时代课题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重大启示。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新闻与宣传学院教授阮明环指出:“对于越南,自从进行革新事业以来,为保证经济领域的社会公平与发挥民主,首先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经济革新成就是基于不断完善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从而保证实现社会公平和发挥民主,创造‘机会’和‘条件’——可理解为保证每个公民的平等与固有自由权——让人民按照自己的能力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3.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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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王京清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王京清指出,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必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事业。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科学规划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制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王京清认为,为了把这些基本方略和战略部署落实到位,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王京清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号排行榜: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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