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 今天是邓丽君逝世20周年纪念日，王菲将邓丽君生前最后仅完成一半的绝唱《清平调》，重新录制成隔空对唱单曲版本，将在下午5点08分全球发行。 邓丽君曾在大陆风靡一时，但也曾长期被禁，《何日君再来》被认为是她最著名的歌曲之一。1980年，中国音协
邓丽君
今天是邓丽君逝世20周年纪念日，王菲将邓丽君生前最后仅完成一半的绝唱《清平调》，重新录制成隔空对唱单曲版本，将在下午5点08分全球发行。
邓丽君曾在大陆风靡一时，但也曾长期被禁，《何日君再来》被认为是她最著名的歌曲之一。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的专家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并特别对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主题指向进行猛烈批判。
其实，对于《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的批评早在其诞生之初就出现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加上抗日时期的敏感社会背景，很快让这首歌被过度解读，继而处于审查之下。无论是日本、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这首歌大加挞伐。原唱周璇与翻唱者李香兰、邓丽君，各自因此遭受到了不同的批判。为何一首凄婉的爱情歌曲，会遭到各方不约而同的“围追堵截”呢？
《何日君再来》诞生
《何日君再来》是由创作过无数爱国抗战歌曲的作曲家刘雪庵一时戏作的探戈舞曲，导演方沛霖很喜欢，未经刘雪庵同意，就让贝林（后经考证为编剧黄嘉谟的笔名）填写了歌词，作为新电影《三星伴月》的主题曲，由年仅17岁的主演周璇演唱。
1938年2月14日，《三星伴月》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映。“金嗓子”周璇对《何日君再来》的精彩诠释，令这首歌甫一诞生便大受欢迎，几乎没有哪家舞厅可以抗拒它的魔力。
当时几乎每一个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的情绪都被这首歌唤醒了：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华界，杀害了成千上万同胞，政府撤退到重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空前低落。谁心中不是充满苦痛？谁不因离别爱人或亲友而感到孤独？谁能确定何时可以回家，与爱人共饮？
无疑，《何以君再来》迎合了战时的普遍情绪，表达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在上海，所有广播听众都能收听到它，人们也能在每一个咖啡馆、百货商场和舞厅感受到它渲染的气氛。不过，这个旋律不仅在上海和南京流行，卢沟桥事变后的北平也到处都是“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由于这首歌的唱片是由中国最大的唱片公司上海百代所录制，所以它得以分销到全亚洲。但在此过程中，它的原意逐渐被忽略，却被附加上许多其他的意义，造成了它别样的命运。
陷入政治漩涡
1939年9月，《何日君再来》出现在蔡楚生导演的电影《孤岛天堂》中。影片中黎莉莉饰演的爱国舞女在一群汉奸流氓的逼迫下唱了《何日君再来》，这激起了同为地下抗日组织成员的民族主义感情，于是他们把汉奸流氓抓了起来并处死。这样一个场景，改变了《何日君再来》的含义。
黎莉莉在1995年接受采访时说，电影选这首歌完全是因为它广为人知，与左翼批判思想无关。但是《何日君再来》出现在一部进步电影中，并且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革命歌曲同列，这使它被认为具有了不同意义——一位仅为找点娱乐的观众要求电影重放，就被认为是爱国行为了。
尽管在渡边浜子和山口淑子——李香兰的演唱下，这首歌在日本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日本在中国的审查机构还是认为《何日君再来》是一首明显的抗日歌曲，歌词暗指“何日国军再回来”、“何日中国恢复统治”。
国民党也从“君”字出发，认定这是召唤共产党返回上海的暗号。而在共产党方面则把这首歌看成是上海堕落生活方式的写照——歌曲中的舞女劝她的情人多饮酒，以此来阻止他投身于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战争。
所以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不顾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和它爱情歌曲的本质，不约而同阻止它的公开演唱。1940年，李香兰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唱了这首歌，中途就被冲进来的上海警察以煽动抗日为名打断，李香兰更被指控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间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但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并没有结束，并扩大到了人身上。歌曲中涉及的借酒浇愁的内容，被当作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腐朽产物而受到轮番攻击，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中都遭到批判。
在《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中被重点批判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港台地区和欧美的流行音乐一下子涌入了中国大陆。由邓丽君演唱的全新现代版本的《何日君再来》，再一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邓丽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唱了一大批在台湾和香港等地传唱了30多年的老流行歌曲，给它们注入了新的活力，很快替代了此前占据大陆的革命歌曲和戏剧。
这一次，邓丽君这个“君”再次让大陆的文化部门感到为难。仅在1980年，《北京晚报》就发表了9篇关于《何日君再来》的批判文章。文中说，这首歌在以前“腐蚀了人们反抗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战斗力”，如今，它又很有针对性地直接指向中国大陆：它是以破坏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和“四个现代化”建设路线为目标的。
1982年到1984年，中国大陆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何日君再来》首当其冲。在这场运动的最初阶段，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60页小册子，10篇文章中就有不同作者的2篇文章明确针对《何日君再来》而写。
周璇和邓丽君归来
正当公众和官方围绕如何界定《何日君再来》的政治解释而争论不休时，周璇这个名字再次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中，她的歌曲又一次流行起来。人们经常谈起周璇，并非因为《何日君再来》，而是她的个人经历和遭遇：抗日运动中很活跃，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回到解放后的上海，更为重要的是，她去世前几个月，表达出想见毛泽东主席的强烈愿望。
从1983年到1987年这5年间，对于周璇和她歌曲的官方批评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一场官方批判开始，紧接着是歌曲磁带的发行，之后又是个人传记的出版。究其原因，是文化部门在批评欧美和港台音乐的同时，提倡更为“健康”的通俗风格音乐。加上流行乐恰好是国营唱片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周璇被作为平衡点被积极推介。随着周璇政治上的平反，1987年一下子成了全亚洲的“周璇年”。
随后，邓丽君也被解禁。在其1995年突然辞世之后，人们以和她联系最紧密的歌曲来表达深切怀念，台湾著名双语杂志《光华》就以《何日君再来——永远的邓丽君》为题发表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字里行间暗示《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最成功的歌曲之一，却不曾提到周璇的名字。显然，邓丽君已经取代了周璇，成为《何日君再来》的主体，是人们期盼归来的“君”。【点击返回历史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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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分页标题#e#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谷正文说："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配合协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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