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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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疫情发生以来,在疫情成为全国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之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取得较好的效果,疫情得到迅速遏制,坚定了广大民众的抗疫信心,为国际上其他国家抗疫提供了有效的模

  当前,我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疫情发生以来,在疫情成为全国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之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取得较好的效果,疫情得到迅速遏制,坚定了广大民众的抗疫信心,为国际上其他国家抗疫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和经验。这些公共卫生干预举措的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决策的科学化,以及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协同。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卫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强调,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这次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和考验,也是提高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契机。

  在新的形势下,国际上提出了回归社会模式的“公共健康3.0”和实现人类、动物和环境整体健康的“One Health”理念;我国最近也已提出要将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从逻辑关系上,与临床医疗主要处理个体健康问题相比,公共卫生主要关注人群健康,并以社会动员和系统应对为主要模式。

  健康中国的战略需求和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加之本次疫情对国家经济社会和人民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而相关的公共卫生教育与人才培养是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工作。

  后疫情时代的公共健康人才培养需求

  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英文均为Public Health,但公共卫生往往被理解为一个行业(主要指卫生健康)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概念。为此,笔者将尝试从公共健康的角度进行讨论,其中公共卫生人才是讨论的主体。

  首先,需从行业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

  当前公共卫生正在回归社会模式。笔者观察到,一些发达国家医疗投入居高不下,且在持续增加,但仍存在包括重大疾病发生增加、健康指标和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等问题,原因归结为医疗与健康的脱节。人的健康影响因素中,单纯医疗的贡献占20%,社会经济因素、健康行为、物理环境等“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占80%,但很多国家往往把大部分资金投在占比20%的医疗上。

  由此,国际上提出“公共健康3.0”概念,赋予公共卫生机构权力,使他们有能力通过社会动员并充分利用数据和资源解决影响健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教育、运输、餐饮、环境、住房、安全的社区等。要求公共卫生领导人不仅是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同时还应该是所管辖地区的首席健康战略官。公共健康3.0理念比较适合对重大疫情的应对,特别是地方政府卫生部门领导如何承担首席健康战略官的角色,如何与跨医疗机构以外的其他部门合作等。因此,随着公共卫生从行业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对于培养复合型公共健康人才和首席健康战略官提出了迫切需求。

  其次,需从单纯关注人的健康向关注人—动物—环境整体健康转变。

  “One Health”(大健康或公共健康)理念随着近年来新发突发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等新型流行性传染病的不断增加而兴起,旨在扩大人类、动物和环境三方健康领域的跨学科合作。要求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临床医生和兽医等人员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要有系统性和全链条思维,以实现整体健康的目标。由于近80%的急性传染病来自动物,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未来也对如何培养符合One Health理念、从单纯关注人的健康向同时关注人类—动物—环境整体健康转变的公共健康人才提出了明确需求。

  第三,新型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将在公共健康保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前,生物安全的概念已从生物防御拓展到健康安全,其中应对重大传染病(新发和突发传染病)是核心任务。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背后反映的生物安全问题可能重塑医疗卫生格局,例如更加重视病原检测与溯源、生物疫苗、抗病毒创新药等生物医药技术,也对健康医疗信息化的需求更加迫切。国家科技战略也提出,把生物技术作为基盘技术摆在国家科技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布局,支撑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的建设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因此,对培养人群健康相关的疾控专家、公共卫生医生、公共卫生科学家、公共健康信息学和大数据方面的人才也提出了明确需求。

  当前我国公共健康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健康中国战略强调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但目前我国医药卫生人才培养重心和政府投入总体上仍存在“重医疗、轻预防”的问题,尚未完成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首先,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总体数量和质量不足,且因社会地位和待遇不高造成人才流失严重。

  “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现有公共卫生教育和人才供给不能适应新挑战和新要求。《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达到0.83人”,而2017年我国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仅有0.61人, 缺口较大。根据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人员规模方面,我国执业(助理)医师队伍中,公共卫生医师只有11.4万人,仅占3%,远小于口腔医师(21.7万人)、中医医师(57.6万人)和临床医师(270万人)。近几年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临床、口腔、中医医师的人数均在增加,唯独公共卫生医师的考生持续减少。学历结构方面,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中,超半数(54%)人员仅为专科学历,约三分之一(37%)为本科学历,具有研究生学历者仅占7%。我国由于预防医学等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生的待遇普遍不高、公共卫生人员职称晋升相对困难、成就感和社会地位较低,导致公共卫生专业的生源质量存在较大问题,毕业后转行比例很高,人才流失严重。

  其次,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人才培养相互独立,不利于重大疫情中防控、治疗和科研紧密结合。

  我国多数医学院校公卫人才与医疗人才的培养相对独立,医学教育中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教学交叉较少, 临床医学背景学生参与公共卫生实践的机会很少。由于传染病的突发性特点,我国疾病防控体系在无疫情时会长时间处于一种“待命”状态,疾控人员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意识容易淡薄、技能容易滑坡。而医院经常高负荷工作,医务人员临床技能反复锤炼,但公卫知识和技能薄弱。国家对公共卫生执业医师处方权的限制,使其无法接触临床工作,久而久之,医疗系统和疾控系统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此次疫情发生早期,临床医生从个案诊治中已经隐约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及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没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能够及时在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进行细致、缜密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及时确诊问题。

  第三,目前的问题不是取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科教育,而是应该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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