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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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先生 (1890 – 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庚款公费生赴美留学,因此时的中国以农立国,为了振兴中华,他放弃了研修多年的土木工程专业,选择了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获农学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研

竺可桢先生 (1890 – 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庚款公费生赴美留学,因此时的中国以农立国,为了振兴中华,他放弃了研修多年的土木工程专业,选择了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获农学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研习气象学,28岁获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投身于科学救国的伟大事业之中。

竺可桢是中国地理学、气象学研究的开拓者,也是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1916年,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先生(George Sarton, 1884 – 1956)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设了科学史课程。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竺可桢对科学史产生兴趣。他旁听了萨顿的课程,并与萨顿进行交流,开始接受萨顿“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观点,及萨顿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认为近代科学的起源,在西洋亦不过三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科学的不发达与国人向来读书不求甚解、无病亦作呻吟的态度大有关系。研究科学史就是要在不断追求真的同时,也不懈地追求美和善,达到真、善、美的完美统一。为此,竺可桢制定了“理想”科学家的标准:(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竺可桢毅然走上了自然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道路。

《科学》杂志早期科学与科学史论文主要撰稿人

1914年夏季,在美国求学的,以任鸿隽先生为首的9名庚款留学生,在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深感西方列强因科学发达而致实力迅速强大,自己的文明古国因长期愚昧落后却使国力每况日下,且屡遭凌辱,他们抱定了“科学救国”的伟大志向,聚集美国康奈尔大学,商议筹办《科学》杂志,向着大洋彼岸的国人吹响了提倡科学,兴办实业,传播知识的号角。次年1月《科学》创刊号在上海发行。杂志“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杂志文章分为6类:科学通论、各科知识、科学史与科学家、科教事业发展、科学新闻与知识小品。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竺可桢,积极响应,并成为了杂志的编辑员。从1916年起,以他学到的先进知识和科研心得,为杂志撰写了许多科普和考证论文,传播自然科学理论、介绍国外的先进科技,宣传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在1916年到1927年的11年间,《科学》杂志共收入了他的科学论文和译文三十一篇。竺可桢和其他《科学》杂志编辑们的重大贡献,对诱导国人的科学启蒙和激发国人的科研兴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竺可桢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朝鲜古代之测雨器》刊载于《科学》杂志第2卷第5期。文章考证了“测雨器”的发祥地,纠正了《气候学器械沿革史》中认为测雨器是西方人所为的错误。同年,他还在《科学》上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地理与文化之关系》和《钱塘江怒潮》。1919年,也就是回国后的第二年,他撰写的中国最早航空史的著作《空中航空之历史》及《阴阳历优劣异同论》和《气象学发达之历史》,都刊登在《科学》杂志的第4卷。1926年6月,《科学》杂志发表的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是最早全面论述宋代伟大科学家沈括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地学的重要贡献的论文。

同年8月,竺可桢受聘于南开大学,来到天津,与同为中国科学社社员的算学系教授钱宝琮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同事、好朋友。钱宝琮先生(1892 – 1974),字琢如,浙江嘉兴人,1911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系,1912年回国任教苏州工专,开始研读《畴人传》,业余时间考证古算源流,遂以整理中国算学史为己任。从1921年起,钱宝琮就开始在《学艺》和《科学》杂志上发表数学史论文,1925年起任《科学》杂志社编辑员。他先于竺可桢来到南开,教授理科高等数学,是陈省身南开大学数学的启蒙老师。钱宝琮自编教学史讲义,首创数学史课程,开启了中国高校科学史教育的先河。他的课程包括中国数学史、天文历法、中国与印度算学之关系、《九章算术》流传欧洲等内容,深受学生的欢迎。南开大学理学院于1926年秋季起,组织“教授学术讨论会”,每两周举行一次,二位浙江老乡积极参与其中。钱宝琮在教授会上先后宣讲了《余分记法之源流》和《金元之际中国代数术》数学史研究心得两篇,竺可桢也将自己多年对《尚书·尧典》有关以岁差测定四仲中星年代的考证作了题为《尧典与岁差》的天文学史学术报告。他说:“《尧典》所述中星之位次年代,我国自来学者即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吾人若信星昴为不误,则比置星鸟、星火、星虚于不顾,而此为理论上所不许,则《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也。”竺可桢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从而解决了古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难题。他的结论得到教授们的认可与征引。钱宝琮在稍后出版的《中国算学史》(上卷)专著的引论中这样说:

中国人治古史者大都好为崇古之谈,夸大而不务实证。班固之说足以代表之。其实《系本》言占天术之元始。律吕与甲子、算数,并为调历之根据,显属战国以后人之思想。《尚书·尧典》所记仲春“日中星鸟”,仲夏“日水星火”等,吾友竺可桢考定谓是西周初期测验之结果。《尧典》之编纂,当更在其后。

竺可桢也将演讲稿以《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为题,公开发表于《科学》杂志第11卷第12期。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我国古代天文史料的考证进入了科学化研究整理的新阶段。

中国有无科学的讨论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先进科学的引进,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被当时一些科学家所完全遗忘或忽视,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他指出:“今试与人盱衡而论吾国贫弱之病,则必以无科学为其重要原因之一矣。然则吾国无科学之原因又安在乎?”“是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从此学术界就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有无科学”的大讨论,一些大思想家如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纷纷参加,科学家,如王琎、钱宝琮、竺可桢和陈立,以及经济学家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等都各抒己见。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再一次进入了高潮。竺可桢认识到,中国人所谓的科学通常指西方近世科学,研究近世科学的起源和西方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就能解答中国有无科学的疑问。从三十年代起,他各处演讲,发表论文,阐述观点。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开头,他说:“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生物学统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近代的试验科学,中国是没有的。实验科学在欧美亦不过三百年来的事。意大利的伽里略可称为近代科学的鼻祖,他是和徐光启同时候的人。在徐光启时代,西洋的科学并没有比中国高明多少”。随后,又分析了近代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他指出,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人们的双手。伽利略为了追求真理,认识大自然,不怕被指责为“异端妖妄”,大胆挑战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他的比萨塔试验举世闻名,所用的工具除了两个一小一大的球以外,就是一双手。正是凭着这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西方的近世科学才开始发达起来,而中国的“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圣贤传统使中国士大夫只追求功名,鄙视劳作,严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中国要讲富强,要发达实业,要追上欧美的物质文明,必须要发达实验科学。”竺可桢严厉批评了当时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和“摩托救国”、“飞机救国”的口号,认为“我们固然应当提倡科学的应用方面,但更不能忘却科学研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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